内藤湖南何以提出“唐宋变革论”？

    如果说政论家的角色为内藤提供了敏锐的问题意识，那么史学家的角色则为他探索这些问题带来了厚重的人文气息。除非在这两种角色作出一种关联性的解读，将其政论文字与史学文章视为一个整体，否则我们将无法深入地了解内藤的意图。

    历史学不仅是一门专注于历史事实的学问，同时也紧密地联系着相关的价值判断。所谓“历史”，正如卡尔（E.H.Carr）所指出的，乃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既勾连着逝去的史实，又直通着正在发生的现实。当我们在理解一段历史时，固然需要将捞取事实的“渔网”撒向浩如汪洋的故纸堆，但要是仅止于此，仍然无法全面窥视历史的奥妙。决定我们能够获得多少“渔获”的，除了历史事实之外，还有抛撒“渔网”的历史学家。正是他们决定了将“渔网”抛向何方，也是他们决定了“网口”的大小。

    关于历史学家与其所研究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但似乎又总是常谈常新。新近翻译出版的《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PoliticsandSinology:The Case ofNaitoKonan,1866-1934），便是此类主题之下颇值得把玩的著作。本书虽是作者傅佛果（JoshuaA. Fogel）在1980年代的旧作，属于老书新译的类型，但是在内藤湖南诞辰150周年之际推出，对于我们理解内藤湖南的史学，特别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仍然有着独具一格的意义。

    一、气势恢宏的史学

    国内学界对于内藤湖南并不算陌生，他的名字始终紧密联系着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此一论说，由内藤本人所提出的、经宫崎市定等人推波演绎，并最终构成了影响广泛的京都学派的论说基础之一。作为专注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内藤一方面熟稔中文、满文、蒙文，对于相关历史文献有着缜密的考察，另一方面他又有别于同时代以兰克史学相标榜的东京学派，仅仅注目于细枝末节的考证，在深入中国历史之余，又能抽身而出，建构出了一套气势恢宏的历史观。

    在内藤著名的历史分期中，中国史被划分为“三个时代”和“两个过渡期”。前者包括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的“上古时代”、东晋到唐代中期的“中世时代”、宋以后的“近世时代”；后者则指涉的是穿插在这“三个时代”中的过渡时代。从表面上看，内藤的分期显然受到欧洲历史学的影响，不免染上彼时日本史学家普遍趋新的时代印记。不过，与那些将本国历史视为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内藤却秉持着一种更趋于同情的内在视野，以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络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变迁大势。

    内藤的史学实际上很难以严格的史学分科来定义，将之归类为通常所谓的“古代史”或是“近代史”的领域。内藤曾凭借精通满文、蒙文和中文的优势，从事过清史研究，书成《清朝衰亡论》，但又以《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关于唐宋历史的独到见解而名扬海外，甚至对于中国东北的边疆史地也有过颇富政治色彩的考察。不过，与此同时，虽然他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整体性的叙事，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一个通史学家。在他的历史叙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世”问题的洞见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与一般通史学家颇为不同的知识趣味和问题意识。

    事实上，内藤极早、极其敏锐地便注意到了类似后来哈佛学派关于中国现代性起源的问题，但他又对那种简单地将西方冲击视为首要因素的说法嗤之以鼻，而有点倾向于后来柯文所谓的“中国中心观”的论点，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寻找其现代性因子。不过，与美国中国学虽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又时时忘不了西方因素的做法极为不同的是，内藤的见解来得要远为彻底，旗帜鲜明地将中国“近世”的源头直通唐宋之际，以一种内在而又恢弘的视野贯通历史的全局。

    在内藤看来，唐末宋初（大致是从9世纪末到10世纪）时期，以贵族政治的消亡为标志，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的所有领域其实就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转折点。随着贵族的消亡，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原有的贵族与皇权共治的局面已经逐步凋零，取而代之的则是“平民”的抬头与“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一方面，贵族不再控制地方社会，科举取士带来了极强的社会流动性，即使贫寒子弟也完全可以通过“进士起家”。另一方面，贵族势力的瓦解，也带来了王权制衡力量的隐匿，君主独裁的趋势逐步明显，以至明清之后甚至可以完全名之为“专制”。这两种趋势交相激荡，构成了中国“近世”的显要特征，也为中国走向现代政治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政论家与史学家

    关于内藤的历史学叙事，特别是闻名遐迩的“唐宋变革论”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像张广达先生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巨细无遗地从多重学术脉络上梳理了该学说的渊源与变迁。不过，内藤湖南除了是个历史学家外，还是个记者，是个傅佛果所谓的“政论家”（publicist）。理解他的历史叙事，除了学术的内在脉络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便在于通过政论家的颇富现实关怀的性格窥视其学术变迁。

    通观内藤的整个生涯，以1907年为界，其实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不同的阶段。前半段，内藤以一个政论家的身份，先后总共有20多年的时间在《亚细亚》《台湾日报》《万朝报》以及《大阪朝日新闻》等杂志社和报社担任记者，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日本与世界大势的时评。后半段，内藤则以一个东洋史学家的身份，受聘于京都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后一阶段的研究生涯中，内藤仍然时或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历史学家的身份与政论家的身份常常交织在一起，在史学论文中不乏政论式的急峻风格，于政论文中则往往充斥着史学论文的严谨气息。

    概括地来说，无论是在政论家时代，还是在此后的史学家时代，内藤始终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变迁及其现代转型。内藤之所以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感兴趣，并试图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和研究，自然和白鸟库吉等同时代的东洋史学家一样，有着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在学术理路。但与此同时，对于内藤而言，“中国”又不仅仅只是作为研究的素材而已，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切肤之感的存在，是其“文化母国”的所在之地。

    内藤来自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辈均为地方硕儒，同时他的青年时代又遭逢反思现代文明的“世纪末”思潮的泛滥，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日本本土的崇洋气息嗤之以鼻，反倒是对中国政治与文化变迁倾注了非同寻常的热情。虽然后世的不少评论将内藤这种对于中国的热情，特别是其对中国历史的相关理解，视为一种与日本军国主义不乏合谋的学说，但是内藤的史学家气质始终制衡着他的现实主义的政论家角色，以简单的“智库”式的视角看待其学术内涵，显然难免顾此失彼的偏颇。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确实为内藤的史学注入浓郁的现实气息。内藤对于包括自强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政治走向的观察，为相关的史学叙事提供了现实感极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变法与改制思潮在中国的广泛兴起，他便曾多次游历台湾、大陆进行考察，广泛地接触包括梁启超、严复、文廷式、刘学询等中国政学精英，持久地思索中国改革的前景问题。他虽然不像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亟亟以求富强和秩序，但却同样分享了一种文明层面的焦虑，紧密注视着在欧西与日本等多重文明的压迫之下中国文化与政治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严峻问题。

    与那些简单地将西欧式改革视为“万灵丹”的日本评论家不同的是，内藤坚决摒弃无视中国文化根基的论调，认为只有在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潜势力”下，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也才得以预判中国的未来走向。正如傅佛果在书中所指出的，内藤关于“唐宋变革论”和中国历史的梳理，自然包含着浓厚的知识兴趣，但更重要的是，这为他提供了观察中国现代转型的绝佳视角，也最终决定了他的观察不是琐碎的、一时的，而是全局性的、影响深远的探索。

    在这里，如果说政论家的角色为内藤提供了敏锐的问题意识，那么史学家的角色则为他探索这些问题带来了厚重的人文气息。除非在这两种角色作出一种关联性的解读，将其政论文字与史学文章视为一个整体，否则我们将无法深入地了解内藤的意图，对于其史学的认识最终也只能是浅尝辄止，免不了受到流于表面的指责。

    三、挖掘中国历史“潜势力”

    傅佛果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内藤似乎非常认同兴起于明末清初并在晚清重新崛起的经世学派的观点。早在1890年代，虽然内藤没有明确地提及经世学派的学者，但相关的观点就已经鲜明地呈现在内藤文章的立论方法和选词达意等各个方面。而此种趋势到了1910年代则至为显白化，内藤明确地在其历史叙事中引用经世学派的思想，时常直接套用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看法来评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内藤与经世学派的学者一样，都十分注重地方社会的存在及其作用，视之为中国社会的本质所在，并以此来管窥中国历史的全局性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内藤之所以特别强调“唐宋变革论”及其所潜藏的“近世”因子，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地方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巨变。内藤似乎对于地方上政治势力的变迁极为敏感，对于集权的郡县制也有着同经世学派一样的鄙夷态度，甚至在1899年初次访问中国时，还不无感慨地与经世学者同调，认为中国“荒凉如此，皆二千年郡县制之余弊也，实令人无限痛惜也”。

    不过，根据傅佛果的观察，比之经世学派，内藤的学术野心似乎来得更大。如果说在经世学派的学者那里，对于地方社会的强调紧密联系着王朝末期全盘崩坏的政局，并试图以一种如顾炎武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方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那么处于中国由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变之际的内藤，则是力图由地方社会的视角出发窥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变迁。换句话说，对于内藤而言，从地方社会出发的思考，关涉的不是一朝一姓的荣光，而是中国历史的整体走向，紧密联系着中国现代转型的命运。

    在这里，傅佛果敏锐地指出，内藤对“地方”情有独钟的学术兴趣，其实紧扣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旧邦新造的时代格局，特别是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后所滋生的问题意识。对于熟谙中国历史的内藤而言，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变动，更意味着自两宋（“近世”）以来的君主独裁时代的结束。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如果说构成“近世”两条脉络之一的君主独裁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土崩瓦解，那么中国的未来命运会是怎样？中国社会此后是否就进入一个纯粹的“平民”社会，从而平稳地迈入当时人念兹在兹的共和道路呢？

    对于这些问题，内藤并没有简单地对提出答案，而是以一种深入中国历史的方式展开相关的探讨。一方面，内藤从经世学派的观点中认识到中国历史中存在丰厚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及由此抟成的平民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内藤又在彼时的历史局势中意识到只有发挥和重组“乡团”“宗族”等地方自治传统，共和之路才有可能在中国扎根。内藤显然知道中国存在着谋求富强和秩序的急务，但是他同时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肌理，以及欧洲和日本的经验中看到，除非发挥地方自治精神，确立稳固的立宪政治，否则中国的国力即使快速提升，最终也必然流于速朽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内藤的史学，特别是在关于近世“贵族政治”以及“共和政治”的论述上，充斥着过多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却决不能简单地抹去内藤敏锐和独到的视角。正如青山秀夫在关于内藤学说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要是我们简单地了解韦伯（MaxWeber）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判断的话，便会发现内藤对于“乡团”“宗族”等地方自治精神的重视，其实与韦伯所谓“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家产国家”的论断，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二者都认识到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严重的问题便在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们公私混同的弊病，以及由此出发的对于地方社会的压迫。只不过在前者对于“近世”历史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地方社会宗族组织中的“父老”能够抵御不负责任的官僚制问题，而后者则却对此保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中无法找到与西欧社会一样的新教伦理的都市中产阶级，从而没法顺利地走向“现代”。

    如果韦伯关于中国历史的评断早已成为相关探讨的不得不提及的对话对象，那么内藤的类似叙事是否也同样值得深入辨析呢？可以说，与其简单地批判内藤史学中的浓郁政论家性格，倒不如细致地延续他关于中国历史的评论，并持续追问那种从“地方”出发发掘中国历史“潜势力”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