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的风景

    严家炎先生在谈到萧军的文学成就时，充分肯定了他的三种创作：一是长篇小说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二是长篇小说代表作《过去的年代》；三是旧体诗（《有关萧军的三点感想》）。我赞成严先生的看法，但又觉得应该稍做补充：其实，在萧军的文学世界里，还有一部作品内容独特，意蕴充实，迄今不失阅读和研究价值，这就是长篇散文《侧面》。

    1938年7月18日，在晋陕甘一带漂泊已久的萧军，携新婚妻子王德芬抵达成都。他打算在这个“离大炮声、爆炸声……远一点的地方休息一下，或者拿起笔来写点什么”。果然，几乎是席不暇暖，从8月1日开始，他就动笔写起《侧面》，就中讲述数月之前的一段经历：是年春天，时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文艺指导员的萧军，在日寇压境的情况下，随本校师生从临汾撤出，以徒步行军的方式，沿襄陵、乡宁、吉县一线转移。后来，他离开大队，只身渡过黄河，到达延安，以期从那里转道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战。

    萧军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如此迅速地将自己从临汾到延安的经历写成文学作品？这当中固然不乏谋稻粮的意思，即作家所说：“因为要生活，就不能不想个办法，别的能力又没有……只好卖文章。”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因为这段经历留给作家的印象与感受，实在太特殊、太强烈、太深刻、太丰富，以致使他心潮涌动，思绪万千，急于倾吐——“我要一张桌子，我要言语。我要做自己所能做的工作……只有拿笔才使我喜悦，才使我安宁，好像只有笔才是我生命真正的寄托的根源和绳索”。他甚至担心：“日子一过去，那时恐怕也没有心情或时间再来写这些文字了。趁着在成都还可以生活，就记它下来。”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萧军写《侧面》是一次真正的“记忆犹新”的人生回眸，一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灵魂外化，当然，也是一次以生命底色激活昔日现场，以致真切生动，力透纸背的历史叙事。

    萧军曾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懂得军事，练过武功。抗战爆发后，他多次萌生过上前线或打游击的念头。出任山西民大教职前，他预感到会有战地行动，便事先做了准备，不仅检查了身体，而且还买了爬山鞋、骑马靴，并带上了手灯和短刀。这样一种个体特有的军人素质以及面对战争的未雨绸缪，使得萧军在强敌压境，学校变为准军事组织，并进入行军状态的情况下，依旧保持了从容镇定的心境，照样能够以敏锐清醒的目光，打量周围和大地上的事情。反映到《侧面》中，便是留下了一系列既打上了个人印记、又凝聚着历史投影的场景：混乱而悲壮的临汾撤退；艰辛而苍凉的荒野行军；敌机袭扰下的中国军民；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红军与国军；满目疮痍的黄河渡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延安城外……凡此种种，缤纷摇曳而又栩栩如生，它们次第展开，几乎就是一幅晋西南初期抗战的烽烟图。

    值得特别称道的是，就在这纷乱奔波之中，萧军竟然还能留心于那个时代的某些微现象和小细节，并将其记入《侧面》。其中包括：民大学生用日文写下的反战标语的内容，晋绥军中下级军官以及普通士兵的薪水数目，延长鲁迅师范的学生数量及生存条件，延长煤油厂（油矿前身）的生产能力、生产成本，工人的数量、文化程度及工资收入等。显然，这样一些资料和数据，迄今仍不失其研究价值和认知意义。

    文学作品写战争说到底是写战争中的人，即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心态和命运。萧军熟谙此道，他的《侧面》在展现晋西南抗战的社会场景时，便有意识地穿插结合着对相关人物的勾画和描写。在作家笔下，那些大都暗合了历史真实的人物，虽然不像小说人物那样立体丰满，但由于经过了作家的筛选、揣摩与提炼，所以还是显得有个性、有内涵，可以悦目走心。譬如，作为民大同仁，董教授自诩为“卡尔主义”的信仰者，却更多停留于掉书袋的层面，一旦触及实际生活，便显得言不及义，迂腐可笑。贺教授正义善良，有指导帮助青年的愿望，但在付诸行动时，则常常需要来自他人的“戴高帽”。张教授犹疑多变，连“走路全不能决定先迈哪条腿”，其多重政治身份烘托出一种“只有脂肉，没有骨骼”的人生态度。管校务的朱干事虽然是女性，但像男人一样泼辣干练，无论面对暗处的诽谤还是公开的挑衅，她都毫不畏惧。此外，还有刘村八路军驻地参加过红军长征，一天能走170里路，已经13年不曾回家的姓李的女同志；身患严重胃病，已是瘦骨嶙峋，但照样在前线带兵的八路军王主任；有过十年军龄，参加过多种战事，最终还想投军入伍杀日寇的汾河边上的小商贩……所有这些，连同作家渗透于全书的“自我”形象一起，交织成中华民族抗战之中的群体形态，映现出斑驳复杂但终不失顽强向上的精神图谱。

    在《侧面》中，萧军还以“极力存真”且极为认真的态度，写到经历了临汾撤退的两位著名女作家——萧红和丁玲。如众所知，这两位女作家与萧军的人生旅程均发生过重要的交集。其中萧红是萧军长达六年的生命伴侣，丁玲也同后来到了延安的萧军留下过一些恩恩怨怨。惟其如此，《侧面》中的萧红和丁玲（书中化名为段同志，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尽管只是片段性或镜头式的现身，但与之相关的形象和场景，依旧承载着密集的、宝贵的传记信息，显示了真实的、个性化的艺术力量。

    鉴于书中的萧红涉及多方面的史实和话题，需要另文详叙，这里仅就萧军所写的丁玲谈两点感受：第一，在临汾，萧军和丁玲只是初次相遇，但短短的十多天下来，萧军对丁玲已有相当的了解。由萧军转述的丁玲于不经意间流露的那段关于“我有孩子，也有妈妈”的告白，便极为真实也极有深度地托出了这位红色女作家特有的不无痛苦与矛盾，但最终被信仰和事业所统摄的内心世界。读来令人浮想联翩，感叹不已。第二，及至临汾撤退，萧军对丁玲已经产生了由衷的信任，甚至不乏潜意识里的崇拜。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不仅一次次地请求丁玲照顾萧红，而且把自己珍视的手稿、日记、信件一并托丁玲保存。这时，我们终于理解了两年多之后，再次到延安并留了下来的萧军，为什么会对丁玲一度产生情感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