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匡老的电话

    匡亚明老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这期间我经常会想起他老人家，想起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工作的那段时光。

    匡老是1991年经国务院任命接替去世的李一氓老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那一年他已是85岁高龄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华书局总编室负责编辑《书品》杂志，因为中华书局是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所以匡老一上任，我们就明显地感觉到了小组工作的变化。不是小变化，而是大变化。匡老亲临北京，坐镇中华书局，制定小组今后的工作规划。记得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1992年在香山饭店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全国各地的从事传统文化教学和研究的著名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同商议和制定今后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堪称是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文化盛事。我就是在那次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匡老的，感觉他老人家精神矍铄，意气风发，干劲十足，一点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自那以后，我们又看到了小组的一些新变化，首先是新任命了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为古籍小组的秘书长，改组了古籍小组办公室，许逸民先生为办公室主任。接下来又听说匡老要办一系列大事，例如：一要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计划编辑出版二百册。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后来我们才从匡老那里知道，早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同他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加以继承和整理。所以他提出要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的。二是要搞全国的《古籍总目提要》，比以往出版的收录要全。三是要创办小组的机关刊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且指定要于1993年年初创刊。这几件事，件件是大事，是大工程。正是为了按时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我于1992年下半年调入古籍小组办公室，投入了紧张的创刊工作。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同匡老的接触多了起来，对他老人家的认识不断深入了。

    他是一个事必躬亲、考虑周到又敢于担当的老革命。

    他提出要创办古籍小组的机关刊物，不是简单地下一个命令，让下面的人去办，而是他深入思考的结果。比如说刊物的名字他已经定好了，就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他说：我们今天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如何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个时代提出的大问题。我们对此要加以研究。这其实就是我们办刊的宗旨。他提议刊物的英文译名由钱锺书先生翻译，主编由张岱年先生担任，他自己只做顾问。后来在编辑工作中，遇到一些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我们拿不准请示他时，他都会当机立断，给出明确的意见。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这份杂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许多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季羡林先生的《“天人合一”新解》一文，曾引发了一大批学者对这一命题开展深入的讨论。

    他是一个亲力亲为、雷厉风行的老领导。

    他提出要编辑、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二百册。如何才能组织、编辑、出版好这样一大套丛书呢？仅从组建作者队伍说起，就算你找到了二百位作者，但怎么写呢？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样本，他在耄耋之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写出了丛书的第一部——《孔子评传》，为作者提供了足资学习、参考的榜样，为全套丛书的组稿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编辑和出版环节也是不能有一点闪失的，有一些重要的书稿他亲自审阅，达不到要求的，他绝不将就，而是换新作者。另一方面，他又要保证出版资金及时到位，督促出版社保证出版进度。在他的亲力亲为和雷厉风行的领导下，1996年该丛书的前五十册如期出版。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匡老去世。不过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在他身后，二百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终于全部出版，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全身心投入事业的老人。

    匡老晚年还写下了记述自己一生参加革命经历的大作——《求索集》（人民出版社），他远在南京，领导决定由我作为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联系人，那一时期我同匡老接触最多，主要是通过电话汇报和接受他的指示。人老了，觉就少了，他每天五点多就起床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家的电话经常不到六点就响了。第一次，他告我已睡不着了，有些稿子中的问题要同我谈谈。谈完了正事，他也会关切地说，你再去睡一会吧。后来听吴新雷先生说，匡老经常是清晨五点多就给他打电话谈工作了。

    其实，匡老是累死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这次去他的老家丹阳参加纪念匡亚明诞辰110年的大会，见到他的秘书朱维宁兄，他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有时候，我也会睡不着，真希望能再听到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