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山西的看法
胡适对山西，印象不怎么好，但还是很关心的。这是因为，1919年10月，胡适曾陪他的老师杜威来过山西。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上说，他在太原的街上，看见路灯柱上都贴着白底黑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有许多都剥落模糊了。他认为，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还说，“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省人，不能招用客卿，也因此。客卿远来，很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能够用……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够解决”。应当说，胡适对山西的看法还是对的，山西的第一要事在于人才，这个看法，现在也不过时。
（详见3版）
萧红与胡风的恩怨纠葛
萧红和胡风都是左翼作家，倘若就两人自觉的文学意识和创作观念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不同。胡风长期投身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乃至日本的普罗文学实践，熟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情况，认同文学从属政治的大原则，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居于主流的文学价值观。萧红自然也是左翼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但是独特的底层体验和细腻的女性视角，使她更多保持了“五四”以降文学的启蒙意识，即坚持从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关注民瘼，唤醒民意，改造民魂。正因为如此，当抗战救亡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心任务时，胡风必然拥护“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必然主张作家以笔为旗乃至投笔从戎，必然强调文学以服务前线和鼓舞战斗为宗旨。而萧红也一定认为文学应有更为广泛多样的救亡方式与战争表达；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比直接参加战争更有意义。
（详见5版）
责编杨匡满谈《马家军调查》发表的前前后后
4月下旬，《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出版。4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率先刊出何建明的推介文章《赵瑜调查马家军》；5月1日，《北京青年报》以一个整版篇幅摘登了部分章节；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五一节后，《中国作家》杂志社领导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的领导送刊物。同时，把《中国作家》杂志送给体委领导伍绍祖、袁伟民以及何慧娴。5月7日晨，杨匡满拨通了何慧娴家的电话，何慧娴说，她是连夜看的，基本上看完了，感到触目惊心。她又说：中国的体育史将记住《中国作家》杂志和赵瑜，你们为体育界做了一件大事。五月上旬，东北和北京的书报摊上出现了白底蓝字的大幅《马家军调查》广告，颇为煽情也颇富刺激性的广告词是书商所拟——“金牌的摇篮也是腐败的摇篮”。
（详见7版）
《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
在该书出版的前后，首先是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双栏的书评，接着全美各地报刊的书评纷至沓来。期发量高达1500万份的《读者文摘》第一时间做了摘登，带给海莲的是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她简直难以置信，十年来一直囊中羞涩，没想到突然来了这么大的一笔钱。一开始，这本书的销售平平，业内报纸评价说这是一本只在小圈子流行的书籍。而这正是海莲最初给它的定位。畅销或者长销，《查令十字街84号》绝对属于后者。由于海莲当时的住址“305East72ndStreet，NewYork，21，N.Y.”被印在该书的天头位置，而她的电话号码又印在曼哈顿的电话本上，因此她每天早上都能收到满满一信箱的信。
（详见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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