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的古风

    重读郑振铎先生随笔集《最后一课》，在怀念鲁迅先生的《永在的温情》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回忆：

    郑振铎先生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时，有一次写信问只在北京见过一面的鲁迅先生“三言”的事，回信很快便来了，附来的是鲁迅先生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目录。信中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他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也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供郑振铎先生参考。后来，郑振铎先生很想看看明末短篇平话小说集《西湖二集》，又写信问鲁迅先生有没有。不料随了回信同时寄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郑振铎先生写道：“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鲁迅先生慷慨赠书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熟悉的谢泳教授类似的几件事情。记得当年谢泳应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之邀从山西太原南来教书时，我曾撰文《热烈欢迎谢泳教授》，表达读书人的欣喜之情。

    他有很强的亲和力，或者说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常将自己的著作和收藏的文献资料分赠众人。为此，书友张云良说：“谢泳兄有民国风范，时时温暖与润泽着我们。”

    有一次，我们结伴游漳州平和。平和不仅是著名的蜜柚之乡，还是文学大师林语堂的出生地。在参观林语堂故居和林语堂文学馆后，谢泳教授对平和林语堂文学研究会会长、林语堂文学馆馆长黄荣才说，他收有几册林语堂民国版的书，“下次回太原时带来送给你，这些书对你更有用”。不久，黄荣才果真收到了1937年7月初版《开明第三英文读本》、1940年10月初版《汉译开明英文文法》等多册民国版林语堂著作。

    在文献资料方面，谢泳教授的学生“近水楼台”，受惠最多。据谢泳教授的研究生林建刚在《等在我人生道上的人》一文中说，从2007年见面认识，到2009年研究生毕业，他记不清被谢泳教授请喝了多少次茶。林建刚最感兴趣的当然不是喝茶，喝茶只是借口，“多数时候，我们总是高谈阔论着我们的民国，尤其是民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后来，谢泳跟他说到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偏，他去搜索谢泳说的董时进、徐璋本、王赣愚、张纯明等人时，除了在网上看到谢泳写的文字之外，鲜有其他信息。他去图书馆找寻董时进等人的书，也一无所获。“等再次见到谢老师时，我抱怨说董时进等人的史料实在太少了，而且他的著作现在都没有再版，而董时进在民国出版的书在孔夫子网都卖几百块钱呢。结果谢老师看我对董时进有兴趣，就把他收集的董时进的所有书籍以及相关史料都送给了我。以后，但凡他发现我对哪个民国知识分子感兴趣时，只要他手边有相关资料，总会送给我看。”林建刚因此在另一篇文章《谢泳：故纸堆里求学问》中称谢泳是“学界孟尝君”。

    我这里也有个现成的例子。有一次喝酒时，我和书友南宋说起最近读到的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很棒。谢泳教授笑着说，饶佳荣是他的朋友，并当即给饶先生打电话，说厦门有他的粉丝，让他给我和南宋各寄一本签名本。很快，我和南宋就收到了至今未曾谋面的饶先生寄赠的译著题签本。读了书的《译后记》，我才明白饶先生为何如此尊重谢泳教授。饶先生写道：“在文献方面，我还得到谢泳先生的帮助。我曾到太原登门拜访，承他热情招待，并慷慨惠借自己多年搜集的相关史料。谢先生如此勉励后学，令我钦敬不已。”

    与谢泳教授相处久了，发现他做这些事情非常自然，没有一点刻意的成分，有一次他逛旧货市场，看到一个有些年头的小木匣子，想起书友夏炜平时喜欢收藏这些小玩意，便随手买下送给夏炜。我是在场者，很受感动。

    在《张东荪编的一本书》一文中，谢泳教授谈到过他这么做的源头：“有一年我去上海复旦大学，在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室参观，恰好周振鹤教授当时也在，那时他有一间房是专门放旧书的，我进去看了看，他收集的东西真不少。其它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住当时周教授随意说的一句话：这些东西都是替国家收着的。这话很感动了我，让我在以后的时间里，处处想到它的意义。”

    谢泳一直以追寻民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著称，他通过一个人（储安平）、一所大学（西南联大）、一本周刊（《观察》）来追寻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思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我感觉，谢泳教授浸淫其间，做人、做学问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从他身上，当真可以感受到民国文人的“古风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