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烧肉”的多种烧法

    前些时，笔者曾写过一则题为《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的小文，讥刺学院派写作硕、博论文的一套程式化的僵硬方法。中规中矩、毫无新见，却又故弄玄虚，文字晦涩，是这些论文的主要特征。有人将之归结为西式论文写作理念引进带来的负面恶果，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要说受西式论文的影响，那些海外汉学家应该受影响最深了。他们就在“西式”的大学里教学写作，怎么写出的汉学论著，反而没有国内学者写的东西充满程式化的陈腐气？

    举例来说，诸如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孔飞力的《叫魂》，都是可以列入案头工具书的经典汉学专著。严密的考证和深刻的理论洞见，以及毫无晦涩感的语言表述，是这些大著的共同特征。因此，我常常有兴趣翻阅的倒是这些华裔老外写的汉学书籍，对国内学者写的类似专著则敬而远之。

    有一个常识，其实人人大概都知道：“红烧肉”的烹制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就我所见，可以列出若干种：我的一位早年同事，非常擅长烧红烧肉，他的方式是先用油和白糖下锅熬制糖浆，然后再将洗净切块的猪肉下锅爆炒，加葱姜酒酱油等，色香味俱全，出锅看着让人流口水；而我的母亲，也是烧红烧肉的高手，她的程序与我同事有异。先要把切好的猪肉用开水濯过，说是去腥气，然后再下锅，加葱姜酒等爆炒，炒出油来，再加糖和酱油染色炖煮，那香喷喷的味道，从锅盖缝里散发出来，几十米外就能闻到。而本人烧红烧肉，则另有方法；先将洗净切好的五花肉，直接放进砂罐里，然后加黄酒将肉块淹没，同时放葱姜蒜酱油糖等佐料，用猛火烧沸后将火缩小到只有烟头大小，小火慢炖两个小时左右。至于味道如何？即使你高血脂，也抗拒不了诱惑。

    红烧肉可以有各种烧法，硕、博论文也完全应该写出作者自己的个性来。最关键的是，该论文是否有新的创见？提出了新的问题？在表述理论见识时，能否用建立在严密逻辑基础上的通透浅白的语言文字？说内心话，当我初拿到郝雨教授的新著《中国媒介批评学》时，说了几句“拜读”“学习”之类的客套话后，就一直搁置在书架上，有点束之高阁、藏之名山的意味。这是因为，红烧肉式的博士论文风格，让我对所有类似专著，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抗拒心理。当然还有一个因素，笔者天生缺少理论思维能力，常常一读理论书就开始睡眼朦胧起来。近日，在一个论坛上向上海高校传播学者讨教新媒体广告的形态和特征，郝教授私下提醒我，他的那本书中对新媒体形态、特征有详细的阐述，问我看过没有？我只得支支吾吾，会后马上取出《中国媒介批评学》拜读，果然获益匪浅。2015年，可以说是媒介行业产生革命性变化的划时代的一年。纸质媒体的断崖式滑落，和新媒体的强势崛起，成为万众瞩目的媒介现象。没有想到，郝雨先生几乎同步对此现象作出了中国式的理论概括。该书中“人文精神为媒介之魂”“影视媒介批评”“网络及新媒体的批评”“高科技下的新媒体发展”“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等章节，切近当下媒介现状，是所有从事媒介行业者无法忽略的论述。

    读后在深受启发的同时，有些观点我也不完全认同。美国学者约瑟夫·斯特劳巴哈和罗博特·拉斯罗在《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断言：“完整的多媒体电脑是电视、电话、收音机、计算机等各种装置的结合。这样我们就可以让电视、收音机退休了。”而郝雨先生却断定：“以电视这样的大屏幕、高保真和家庭化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无论到什么时代，媒体都会是电视为王。”郝教授的断言，显然是有些武断了。就我个人来说，丙申年以来，除了除夕夜在电视上看过春晚，已经与电视几乎绝缘了。那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微信，几乎耗去了我除读书、吃饭、睡觉之余的所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