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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1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1册有1946年的《北平新闻记者调查表》，有当时上海《文汇报》的记载，即：“特派员郭根，33岁，前《大公报》编辑、西安《益世报》总编辑、《文汇报》总编辑。记者潘齐亮，25岁，毕业于北大。”
关于抗战胜利后上海《文汇报》在北平的遗痕，笔者此前抄录了先父郭根当年的新闻集锦之作《北平三年——从惨胜到解放的一段旅程》，汇入《郭根文录》，三晋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至于“潘齐亮”也即潘静远遗著的整理和出版，似乎还是空白。印象中当年《文汇报》的一些同人对其有雪泥鸿爪的回忆，如黄裳的《张奚若与邓叔存》、柯灵的《〈周报〉沧桑录》等。
潘静远又名潘齐亮，笔名有“丕强”等，江苏宜兴人，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北大“风雨社”骨干成员，彼时兼任上海《文汇报》特约记者。据《徐铸成回忆录》：1949年10月9日，在北京羊尾巴胡同《文汇报》特约记者潘静远处，“应其尊人之邀宴，同席有（徐）凌宵、（徐）一士、勉甫诸叔及同乡周健臣等，皆小同乡。”原来诸徐和潘氏父子皆是宜兴同乡。不久，新中国成立，又据徐铸成《新闻丛谈》云：某日，“杨培新、浦熙修、潘静远先后来访。培新曾在港馆任副经理，静远任我报驻京记者多年，今年春，受津《进步日报》聘，近有返回《文汇报》之意，鑫毅（宦乡）兄（《进步日报》社长）支持，孟秋江（《进步日报》部主任）坚不允放回。”于是，潘静远最终还是离开了《文汇报》。
说到潘静远，不由又想到杨刚、范长江……这些当年的记者和报人或青年才俊都是弃世而去，让人为之心恸。难怪柯灵回忆《周报》时，就颇为感慨当年在民主战场上驰骋的一批壮士，在后来的各种运动中很少有人未遭磨难。
柯灵后来回忆当年民主刊物之一，1937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周报》，由唐弢、柯灵主编，仅出4期即停刊。1945年9月8日《周报》复刊，成为抗战胜利后最早发行的综合性刊物，又于1946年8月24日终刊。在它猛烈“燃烧”的时候，柯灵说：“我要特别提到为《周报》出力最多、年事最轻的静远。他原名潘齐亮，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哲学系学生”，“光复”后来沪为特约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有时一期中双骑并出，‘丕强’、‘不耳’，也是他的化名。他才华焕发，纵横姿肆的笔锋，观察敏锐，见解深刻，扫射面很广，跻身名家的大手笔中，读者绝不会想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
此外，潘静远其时还协助编辑出版另一著名民主刊物的《中建》半月刊，即在1948年，由民主人士王艮仲（后为“中华职业总社”总干事）出面和出资，在北平创办倾向进步和反蒋的刊物《中建》半月刊，主要负责人是北大法律系教授费青（费孝通的哥哥），费青请学生的潘静远予以协助，此后刊物从筹备约稿到印刷发行，都交潘一人操办。
潘静远在北大继续学业，又成为《文汇报》特约记者，“进行了许多出色的采访报道”，使变革和鼎新之际古城风云的变幻显示在其笔下。彼时，潘静远和吴晗等教授谊兼师友，共同创办了《自由文丛》（当时“民盟”的张雪岩从美国回来后拟出资兴办刊物，吴晗遂联系潘静远、佘世光等协助，取名《自由文丛》，这是一份地下刊物，仅在各大学流通。刊物以文章命名题目，如《社会贤达考》、《沧南行》、《论南北朝》，出至三期被查封），作为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时代青年，当时他无疑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一篇《论〈大公报〉的态度》的文章中，他批评当时的《大公报》持“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策士”的论调，他说：“凭着我们对祖国对同胞的热爱，我们该说就说，该骂就骂，该赞就赞，不管别人叫我们什么左派右派，是脑袋是尾巴，是杨是‘墨’，《大公报》应该改正向上看的习惯，要向下看，向多数看，向远处看”，这样，“就是报馆封了门，也比曲曲折折，看人脸色说违心话来得好。”这是非常自信也非常坚决的姿态。
不仅如此，当年的潘静远还担负着某种特殊使命。偶见潘静远弟弟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谈及北平和平解放前的几件事，一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是记者，当时服务于天津《大公报》）与潘静远“过从甚密”：“傅冬菊在解放前曾多次到过我家，当时我家住在北京。傅冬菊当时跟我大哥潘齐亮（又名潘静远，曾任《大公报》编委）过从甚密，所以有这样的交往。我大哥潘齐亮在1946年来到当时的北平，在北京大学上学，同时又是上海《文汇报》驻北平的特派记者，经常在外跑消息、投稿报社。由于工作关系就跟傅联系起来。”一是“1947年年底，我大姐决定去解放区追求自由光明，经我大哥的同意，为能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就向傅冬菊求助，傅很痛快地同意并由她亲自护送我大姐（另外还带我一个弟弟）经天津转河北省通过封锁线去了解放区。那是军事封锁线，有较大的风险，说扣人逮人关押起来或开枪毙人是常见的事。而傅冬菊当时的身份很微妙，具有这个‘傅总的千金’的身份送人过封锁线在今天回想起来都有些胆寒。”潘静远的一姐一弟，都是在他和傅冬菊帮助下跑到解放区的。至于潘静远，他活跃于即将迎来新中国曙光的北平，期间也不无惊心动魄的一幕，潘静远的弟弟回忆说：
这一天他从北大出来，骑车到南池子路口，各主要路口都布满国民党军宪。拦车检查他的书包，发现内中有许多抨击蒋政权的稿件，另有一存折上有几百美元以及一些随身带的法币，这成了反蒋的证据——有反蒋文章还有共党搞活动的经费。于是就把他扣押起来，关在了当时外交部街北平警备司令部一幢楼里。
这时家里等着他回家吃饭，老也等不回来。打电话找费教授问齐亮的情况，费教授说早就回去了。一琢磨准是出事了，因为都知道北京大学周围都戒严了，家里让我去寻找。我骑车去沙滩，路口都封锁许出不许进。结果由小胡同转到中老胡同费教授家。费家正坐着几位教授商讨此事。记得当时有袁翰青教授、芮沐教授等人。我又转到北京大学几个有熟人的地方打探，约四点钟回家。不一会儿，傅冬菊敲门，我开门说：‘您来了，正好。’我父亲把齐亮的情况一说，她临走时说打听打听看。
晚上八点多，齐亮来电话说他现在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请找费教授设法保释他出来。晚十点由北京大学‘训导长’贺麟教授、费教授等人把他保释出来，送回了家。
有惊无险，被释放后的潘静远定下神来之后，在家中讲述了一段如今看来似乎是传奇的故事，由此也可以见出当时傅作义统治下北平的一些实情：
回家后谈到被关押后怎么会允许他给家打电话的，他说他跟着押他的那个宪兵聊天，宪兵说本来要把他送看守所的，后来来电话说不要送了。在聊天中，这宪兵说自己是东北人，齐亮说他是在东北长大的，于是聊得挺投机，齐亮提出给外界打电话，这个宪兵居然同意了。
我们大家都感觉此事挺蹊跷，一个携有共党嫌疑物证的被扣押的大学生，竟能在看管地随意用电话与外界联系，真不可思议。
过后，傅冬菊跟齐亮说起这样一件事：原来，在搜查齐亮书包时有一封齐亮写给冬菊的信，提到前两天国民党军警弹压游行学生队伍时，曾开了枪。齐亮信中说：下令开枪的不是你父亲（指傅作义），是陈继承干的。这封信当天就转到了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陈继承手里。陈对傅作义说：有人写信给你女儿说是我下令开枪打学生的。
从这信息说明齐亮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处境的前后变化跟这封信有密切关系。因此允许齐亮跟外界联系不是一个宪兵（不管他官衔有多大）敢做主的。这里面傅冬菊做了多少工作，至少跟她有联系是一个重要因素。”（潘齐亮《我所认识的傅冬菊》）
或许，这就是大势所趋。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潘静远达到他一生的巅峰时刻。如柯灵所回忆，彼时他“跻身名家大手笔中”，而北平、上海又有多少进步报刊啊，如《周报》《民主》《创世》《展望》等等，柯灵回忆说：《文汇报》同人也多在这些刊物上撰写文章，如“陈虞孙、徐铸成、刘火子、张若达、木耳等”。（不过，所谓潘静远笔名的“不耳”应是柯灵的笔误，郭根当年的一个笔名叫“木耳”，从桂林《大公报》到上海《文汇报》一直延用，在其《北平三年——从惨胜到解放的一段旅程》“前记”中，他说：《文汇报》被查封之后，“被迫沉默了一些时候，以后再提笔时，是改用了‘焦尾琴’、‘木耳’、‘焦桐’这些笔名，作游击式的报道的。”）黄裳是1945年由柯灵介绍参加《文汇报》的，曾先后是《文汇报》重庆、南京的特派员，后来他在回忆时说：“作为一个记者，比起静远来，我的胆识、能力可实在是差得远了”。他还回忆“光复”后回到上海，开始是编辑“文教版”，“依靠了吴晗和静远的帮助，使版面成为北平进步文化界的一个窗口”。
在《张奚若与邓叔存》一文中，黄裳详细讲述了“吴晗和静远的帮助”：
文教版的重点文章几乎都是从北平约来的。当时的北平和上海都是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就思想界说，是进步与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焦点。那里有大量全国知名的学者、教授，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阵营中的是少数，反动的也是少数，大多数是同情、向往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抓好这一头，与上海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就能很好地反映、推动全国的斗争形势。当时不像现在，可以随时乘飞机到北京去组稿和联系工作，就是靠写信抓住了还没有见过面的吴晗，还有就是吴晗的学生潘静远。主要就是抓住了这两个人。
静远是一位天才勤奋的记者，活动能量非凡。他在北大读书以前就在上海的《周报》上写过一些出色的通讯。他曾是吴晗的学生，同时也是许多位名教授的学生，他与学生组织的关系就更不必说。他在教授群中活跃得很，无论左、中、右，他都能登堂入室，随时进行各种必要的访问、谈话。指名请他采访组稿，进步作者自不必说，就是某些国民党官方人物，也能随时知道他们的思想动态与言行。通过通信，对北平知识界各种代表人物的动向是可以弄得一清二楚的。
张奚若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也是潘静远直接促成的。黄裳说：
静远接近的进步教授中的重要人物是张奚若。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他是老同盟会员，有很高威望的老资格的教授，在当时的进步教授中有着山斗那样的威望。我写信给静远请他设法请张奚老给报纸写个连载。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他从来不写文章，好像毕生也没有留下过什么著述，又加上忙，所以就连吴晗在一边敲边鼓也无效。这时就可以看出作为新闻记者的静远的功力了。他找到张奚若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直至深夜，写成了一篇《辛亥革命回忆录》，在报纸上连载了半个多月。后来又由吴晗拿到生活书店出版。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版的一本小册子，只印了一千本。属名是‘张奚若、丕强’，‘丕强’就是静远。
在《“磁力”漫忆》一文中，黄裳回忆说：
在留京一月中，我的工作是为报纸组稿，并采访各方面人士。可举一月十一日报社在玉华台宴客一事为例，那次应邀出席者有叶圣陶、马叙伦、吴晗、罗隆基、邵力子、钱端升、费青、老舍、罗常培、冯至、闻家驷、许德珩、向达、宦乡、樊弘、曾昭伦等，可见一斑。约稿的成绩并不十分佳妙，只有老舍最积极，他住在北京饭店，我去访问，就拿到了稿子，大约就是《迎新年》。我与静远（潘齐亮）到清华园访费孝通约稿。
约稿对象还有废名。废名于1946年9月由湖北黄梅重返北大后，曾多次接受过潘静远的采访。1947年1月，在题为《关于废名》的访问记中，潘静远对废名的唯心思想及其对待东方哲学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述评，潘静远甚至预言其“老境将很孤独寂寞”。除了采访、写稿、约稿、编刊等等，黄裳还有一个“雅兴”，即搜集名人墨迹，至于当年其搜集的范围，他回忆说：“静远的意思是，搜集名人墨迹不可一面倒，不论哪方面人物的都应该有一点”，于是，当沈兼士于“光复后”充任教育部特派员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代表，以“接收大员”的面目出现时，黄裳就“托静远给我要来一叶诗笺”，即沈兼士曼妙的一幅《甲申中秋客渝和友人中秋无月之作》。
柯灵回忆解放后的潘静远，所谓“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间脱颖而出，如春笋破土，转眼茁壮长成直上青云的新竹，可以算是千中挑一的幸运儿”。这样的身段和才学应该是大有作为的。果然，革命甫定，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时大会新闻处负责人其手下就是潘静远。百年来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解除了，才华与能力出众的潘静远心情愉快地担负起了更加十分繁重的工作了。
潘静远曾先后负责上海《文汇报》、天津《进步日报》的驻京办事处，又参加编辑《新建设》，后来又是天津《大公报》的领导成员，期间撰写过大量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因为例不署名，社会上知者甚少）。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大公报》以宣传财经工作为重点，而潘静远为了工作需要，开始专攻财政经济，依仗着他的聪明、勤奋和刻苦，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到了1956年，他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和潘静远相处过的人回忆，他“服饰俭朴，土气弥漫，从外表很难看出他智慧的光芒”，他“突出的特点是谦虚诚恳，地位变了，而这种品质却像精金美玉，不损纤毫”，“他总是推心相见，使人感到温暖”，等等。无疑，这是一个有着良好品质和性格的人，可惜，最终他于1968年1月16日去世，终年45岁，这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成熟也最热烈的时候。
当年《文汇报》的同人缅怀其人，黄裳嗟叹“静远在十年动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至今我还打听不出他的死因和死法。每一想起，真是惆怅得很，充满着向子期《思旧赋》中所流露的那种感情。——听说他死后还一直带一些政治‘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澄清，开了追悼会，骨灰也得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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