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的影子

    在莫斯科出版了吉狄马加的一本书，它就摆在我面前，书名叫《黑色狂想曲》。白色的护封上配有黑色的图案，这些美妙的线条画出自诗歌作者本人之手，它们与诗作构成呼应，是在用它们线条的语言为诗句伴唱。三位译者不辞辛劳，努力地、贴切地将这些诗作从中文译成俄语，感谢他们的付出！

 

    然而，诗真的可能等值地译成另一种语言吗？这个问题会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诗歌翻译中，呜呼，答案也只有一个：不可能。与音乐、绘画等用世界通用的同一种语言创作的艺术形式不同（我羡慕那些艺术家！），诗歌只用自己的母语说话，而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被复制。任何一个词，在翻译中都必须用一个发音不同的词来替换。让我们设想一下，塞尚或梵高的画作能被另一位画家用其他的色彩来替代吗？单词变了，语音变了，节奏变了，韵脚也变了（如果有韵脚的话）。俄语诗是韵律诗，其杰作多遵循固定的诗歌格律，如抑扬格、扬抑格和抑抑扬格等，更重要的是，它是押韵的！没有韵脚，俄语诗就会黯然失色，气喘吁吁。

 

    但是，译文中还是能留下很多东西。根据一棵树的影子可以判断出它究竟是橡树还是榆树，是槭树还是松树，同样，根据译文也可以感觉到意义和诗歌思维的深度，感觉到情感的真诚、形象系统的鲜明和独特。树影同样会呼吸和移动，同样会激动和安静。我读到了这样一首诗：

 

    你还记得

 

    那条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吗？

 

    一个流蜜的黄昏

 

    她对我说：

 

    我的绣花针丢了

 

    快来帮我寻找

 

    （我找遍了那条小路）

 

    你还记得

 

    那条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吗？

 

    一个沉重的黄昏

 

    我对她说：

 

    那深深插在我心上的

 

    不就是你的绣花针吗

 

    （她感动得哭了）

 

    一首出色的诗！它的影子已然如此美妙，那么便可以想象，它的中文原作该是多么地神奇……一位俄语读者在此时可能会想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离别》一诗：

    把没拔出的针别在绣花布上，突然看见全部的她，他在悄悄地哭泣。

 

    这一点很重要，即在阅读外语诗歌时借助母语诗歌，有时会因为意外的巧合而兴奋不已。不过，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无论在中国、俄罗斯还是在英国，爱都是一样的。一如忧伤、善恶观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渴望，在任何地方也全都相同。这是另一首诗：

 

    ……

 

    总会听见

 

    自己的心跳

 

    空洞

 

    而又陌生

 

    似乎

 

    肉体

 

    并不存在

 

    难道这就是永恒的死亡？！

 

    多好的诗！这很像19世纪杰出俄国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的诗：

 

    ……

 

    夜空中能听见

 

    蛾子无形的飞舞……

 

    无言的悲伤时分！……

 

    一切在我心中，

 

    我在一切之中！……

 

    丘特切夫的诗也以关于死亡的思考作为结束，面对夜幕他感慨道：

 

    畅饮毁灭吧，与沉睡的世界融为一体！

 

    这些诗句与何种哲学或宗教传统相关，并不重要，马加的中文诗或许与儒教和佛教传统相关，丘特切夫的诗或许与帕斯卡尔的哲学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情感的相同，是诗歌动机的相近。

 

    我有时觉得，在所有世纪，在任何时代，过去和现在，地球上其实只活着一位诗人，他的名字或者叫荷马，或者叫奥维德，或者叫杜甫，或者叫歌德，或者叫普希金……荷马并未在三千年前死去，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因为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道别一幕而获得的感动，并不亚于《伊利亚特》的第一批读者。

 

    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相近诗作的例子，比如吉狄马加对生活之自然本原的崇拜，他因自然本原受到文明之排挤而发出的怨诉，就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很接近。我也可以指出马加与我喜爱的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相近：我在阅读马加的《记忆中的小火车》时，便想起了拉金那首描写英格兰乡村火车的出色诗作《降临节婚礼》，只不过拉金写的是英格兰乡村的新婚夫妇，而马加写的是乘坐火车去市场的农民，“麻布口袋里的乳猪/发出哼哼的低吟/竹筐里的公鸡/认为它们刚从黑夜/又走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黎明/它们高昂的鸣叫此起彼伏……”

 

    但是，我还是要返回我更为熟悉的俄语诗歌。一位是1961年诞生在大凉山的吉狄马加，他是既放牧又农耕的彝族人民的儿子，一位是彼得堡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他从青年时期起便献身于欧洲文化和普希金传统，受到巴赫和舒伯特的音乐、伦勃朗的绘画和法国印象派的熏陶。在这两位诗人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我读到了这样一首描写青海嘉那嘛呢石的诗作：

    它是恒久的纪念之碑

 

    它用无言告诉无言

 

    它让所有的生命相信生命

 

    石头在这里

 

    就是一本奥秘的书

 

    无论是谁打开了首页

 

    都会目睹过去和未来的真相

 

    ……

 

    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滴泪

 

    在它晶莹的幻影里

 

    苦难变得轻灵，悲伤没有回声

 

    我便立即想起了曼德尔施塔姆，后者曾将他以彼得堡为主题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石头》，他也曾在诗中将山地小国亚美尼亚称作“石头的国度”、“鸣响的粘土之书”和“书籍的土地”。

 

    当然，我也明白此类比较是假定的、不准确的，但是我觉得，马加本人或许不会反对这些对比，因为他本人也曾献诗给许多诗人，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西班牙语诗人塞萨尔·巴列霍、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等。在这些向外国诗人致敬的诗作中，献给俄语诗人的诗作似乎独占鳌头。在吉狄马加年少时，当一本薄薄的普希金诗选落到他手上时，他便感觉到了自己的诗歌使命！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先生在他关于马加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而当我读了《献给痛苦的颂歌》：

 

    ……

 

    痛苦，既然已经找到了你

 

    我就不会去计较

 

    最后是荆棘还是鲜花落在自己的头顶

 

    痛苦，我需要你，这不是你的过错

 

    是我独自选择的

 

    之后便想起了普希金的诗句：“我想活下去，为了思考和痛苦。”

 

    吉狄马加有一首诗是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另有一首献给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一准会因此而高兴（我在六十年代曾拜访过阿赫玛托娃）。她曾遭受苏联报刊的无数羞辱和咒骂（仅有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的那份报告便已足够！），因此，她总是对各种夸赞充满感激和兴奋，其中也包括那些崇拜她的年轻诗人发出的夸赞。我记得，我曾当着她的面背诵《没有主人公的长诗》的开头部分（当时这部长诗尚未发表，我读的是手稿），在听我背诵的时候，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脸就像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

 

    我果真能理解吉狄马加诗中的一切吗？我能赞同他诗中所写的一切吗？不，我并不能理解一切，他诗中的某些地方也会使我感到诧异和疑惑。比如，我就很难同意他对文明成就的否定态度，他对遥远过去的无保留崇拜。在他看来，遥远的过去与当下相比仿佛就是黄金世纪。是的，人们在遥远的过去培育荞麦，牧羊捕鱼，但也同样有过战争、火灾、水灾和瘟疫；有过美丽的神话，但也同样有过无数的偏见、死刑、欺骗、族群仇杀和部落敌意……马加钟爱的字眼之一是“祖先”，这个字眼反复出现在许多诗作中，不下20次。诗集中没有一个男孩（也没有一个女孩），而只有一位回忆其童年的作者本人；没有任何一条街道，除了罗马的纳沃纳广场（这位诗人喜爱意大利）；没有任何一个房间，任何一副桌椅，也没有沙发和电话……

 

    我把我的诗写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那是因为，只能在这辽阔的天宇，我才能书写这样的诗句。

 

    这句诗写得极好，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写诗吗？我猜想，吉狄马加是坐在室内的书桌旁写诗的。“我喜欢躺在绿色的小径，或在鲜花盛开的牧场入睡……”这两句我也十分喜欢，但我敢肯定，马加通常是睡在自家的床上的。躺在小径和牧场是可以的，但在那些地方入睡却很困难，因为那些地方有蚂蚁在爬，有黄蜂在飞，它们会蜇人的。

 

    而令这位诗人感到恐惧的城市，其实也是必不可少的，是十分壮观的。罗马，威尼斯，巴黎，阿姆斯特丹，彼得堡……吉狄马加如果来到彼得堡，我一定会领他在全城看看，让他看一看涅瓦河、莫伊卡、丰坦卡、宫殿和尖顶、桥梁和教堂、涅瓦大街和参政院广场……多么漂亮啊，那些小巷和胡同、公园和花园、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立面，帝国风格、巴洛克、20世纪初的现代派……样式统一的新住宅楼也必不可少。人们总得要有安身之处，更不用说是在彼得堡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

 

    马加不喜欢摩天大楼：“这高耸云端的摩天大楼/这是钢筋和水泥的奇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从它那里/体味过来自心灵深处的温暖……”我也不喜欢摩天大楼，可是它们必不可少，只不过高楼大厦应该建在郊外。

 

    写到这里，我在想，我对诗人马加的理解或许不正确？我或许有什么没发现？因为我读的是译诗，我看到的不是树木，而是树木的影子。

 

    就整体而言，我对中国诗歌又有多少了解呢？在北京的时候，我与中国诗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他们人数很多，情绪热烈地谈论诗歌，他们手里都捧着文飞教授翻译的我的诗集，可我却从未读过他们的诗！

 

    吉狄马加的《黑色狂想曲》是献给他的民族——彝族的，献给彝族宁静的乡村生活。彝族人民置身于大自然，四周有高山和牧场，蝴蝶和蜻蜓……他为他的民族担忧，怕他的民族像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受到排挤和压迫：“巨大的城市吞噬一切，/在摩天大楼的顶端看不清印第安的帐篷……”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这样的痛苦。

 

    不过，难道能够如此咬文嚼字地阅读诗作吗？要知道这是诗歌啊，这里不需要学术性的理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诗写得越偶然，便越真实。”吉狄马加在《诗歌的起源》一诗中这样写到诗的真实：

 

    它是词语的另一种历险和坠落。还有：

    ……它不喜欢在逻辑的家园里散步，……

 

    这只是一个“在悬崖旁”神奇“冒险”的例子：“……因为我们不如羔羊。”多么绝妙的一句，而且不需要去逐字逐句地理解它，只需要对这行诗微笑一下，谦逊地赞同它。

 

    当我在这位中国诗人的诗集中读到这些诗句，我仿佛觉得自己懂得中文，觉得自己与马加在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不是俄语，也不是汉语，而是一种全人类的语言。不曾有过巴别塔的故事，《圣经》中我们那些遥远的“祖先”（我也用起了这个字眼）不曾有过建造巴别塔的荒谬念头，这只是彼得·勃鲁盖尔那场可怕梦境中的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