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钰泉

    前年冬天到上海讲课，住在浦东党校，没有跟钰泉联系，待讲完课乘“高铁”回京的途中打电话向他致意。钰泉在电话中责备我说：“为什么昨天或前天不来电话呢？我们也见一面啊！”我说：“钰泉，我不熟悉上海地理方位，时间又很仓促，没能来得及去看你。”“谁要你来看我？我家的地址不好找。我身体比你好，可以去看你啊！”“老褚，我也担心你来。浦东党校离市区太远。前些年你来看我，走的时候，送你到地铁站，才知道党校地理位置的偏僻，乘公车很难，我们都老了，都是七十来岁的人了，你一个人晚上回家我也不放心。何况，那次是春天，现在已经是寒风凛冽的季节了！”“我比你小两岁，身体又比你强，喜欢一个人跑路，每年一个人都要跑好几次南昌。真的，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能见几次面？所以有机会就要见见，聊聊……”前几天接到郑雷先生来电话：“褚先生去世了！”“哪位褚先生？”我惶遽且不知所云。郑雷语气肯定地说：“是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褚钰泉！”这个消息如惊天霹雳，震惊之余，悲上心头，念及“高铁”上电话中的告别，不料竟是一语成谶……

    五六年前陈四益先生来电说：“上海的褚钰泉是位好编辑，退休前主持《文汇读书周报》。虽然是一张小报，在国内的读书类报刊中可说是首屈一指。退休后老褚应江西出版社之邀创办大型、综合性刊物《悦读》，两个月一期，每期二三十万字，以随笔、杂文、评论为主，品位不低，可读性也很强。这是新上马的刊物，知道的人不多，应该支持支持。老兄适合为他们撰写文章。”这是我与《悦读》、钰泉结缘之始。此时，觉得应该写一点个人经历了，就在电话中与钰泉商量，他鼓励我说：“我们年龄差不多，但你的经历更多、更有传奇性，作为历史的教训应该写下来留给后人。”于是，一篇篇带有个人传记性的随笔通过钰泉的手在《悦读》上发表了。与此同时我还在写作《水浒识小录》，在另一本杂志上连载，为了两者不冲突，要时时与钰泉联系，询问发稿日期，以便在他发稿的二三十天前完成初稿、给他留出充裕的审读时间。一篇文字较多的传记性的随笔《监狱琐记》在《悦读》上连续刊载了。我在《监狱琐记·后记》中记录了其原委：

    通过陈四益兄介绍得以结识上海褚钰泉先生，他办大型杂志《悦读》，期期相赠。杂志办得不错，每期收到不敢说通读，起码要读上一半。它不仅给我带来阅读的快感，也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当读了一二十期后，逐渐升起一种吃白食之感。于是在钰泉兄的盛情邀请下，开始为《悦读》撰稿，首选题材就是酝酿了二三十年的监狱生涯。名为《鸿爪掠影》，在《悦读》上连载。

    我坐过监狱，在朋友圈内是尽人皆知的，我也从不讳言此事，所以不少朋友鼓动我写这段生活经历，因为没有时间与机缘，一直未能动笔。待结识钰泉、并为《悦读》撰稿后，也征求过他的意见，钰泉认为可以写，但要掌握好尺度；我也怕一些不宜于刊登的内容给编辑和《悦读》杂志招致麻烦。虽然作为亲身经历的监狱生活，记忆犹新，写起来并不难，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还不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这不仅影响了进度，也使文字缺少一气贯通的流畅。钰泉说：“你写作时别有那么多的顾虑，顾虑多了影响文气，你放心大胆地写，我替你把关。”在他不断督促和帮助下，《监狱琐记》总算在半年之内写完了，而且也没有耽误《水浒识小录》的写作。后来“琐记”能在《悦读》上连载，以及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都要归功于钰泉。

    编辑工作像教师一样是一个“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奉献性质的工作。从事编辑的朋友不是没有写作能力、没有思想，但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用这些辅助他人完成一个个作品。这种工作如秦韬玉诗中所说：“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贫女》）然而，老褚乐此而不疲，编了一辈子《文汇读书周报》，退休了又主持编辑《悦读》。从其所出版的四十四卷（一千三百万字）来看，展示了其思维开阔、广采博收的编辑风格。钰泉之所以能够既“广”且“博”，关键在于他虚怀若谷，善于吸取不同意见。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到医院做针灸，为了消磨时间，就携带《悦读》，前后一两个月，共读了十多期，每期几乎是逐篇而读，并随手标注一些意见和阅读感受。后来我把这些看法都寄给钰泉，以供其参考。没想到，他一字不漏地把它们发表了出来，出乎我意料，因为其中不少是批评文字。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发来的讣闻高度评价钰泉的编辑工作，说他“沉静儒雅，抑物欲洪流，辟左右杂陈，砥砺前行，辑丰润之文史华章筑砌《悦读》，使之成为了当下读书人心中一座文化坚守的灯塔”，在我看来，这种评价，毫不为过。

    黄山谷诗有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寄黄几复》）我与钰泉也是如此，我虽多次到上海讲座，但大多也就是两天三宿，时间紧迫，所以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我们的交流多是通过电话、电邮，达到相互了解。电话中除了谈稿子外，多是闲聊，聊聊京沪文化界趣事，交流一下外出的心得，从英国回来后，我还对他说起看“西洋景”的体会，他也很有兴趣，还问起莎士比亚故居的情况。话一投机，便忘乎所以，真有些“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感觉。

    我们的首次会面是五年前的春天，地点是上海浦东党校。那次也是搞讲座，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给钰泉打电话，电话一通，便传来十分熟悉的老褚笑声，他轻松地宣布：“今天晚上没事儿，饭后我到浦东去看你。”这次虽然是初见，但一见面，没有虚与委蛇，没有寒暄客套，仿佛多年不见的老友，促膝而谈，没有丝毫的顾忌和障碍。我听他谈自己的经历，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的历练，谈编辑《悦读》的愉快和艰辛，包括长期奔走于上海和南昌之间的见闻与疲劳。钰泉还谈到了他对目前读书、出版、文化、时局的看法与忧思。这些沉重的话题，往往引起我思考。这又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物，我心里想。近来见过许多这样的老人，但像钰泉这样真诚而恳切、又带有童心的却还不多，而且日渐稀少。

    我与钰泉的深谈只有这一次（后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京召集与《悦读》相关的人士座谈，与钰泉又见一面），从此我们不仅是投稿人与编辑的关系，而且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古人说：“‘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西汉邹阳《狱中上书》）我与钰泉之交就可以说是“倾盖如旧”了。有的人相识数十年，甚至是“发小”，但总觉得彼此间有些障碍，难以相知，直到老也仅是“熟人”的关系。随着马齿徒长，日渐衰老，相知的老朋友也日渐其少。前几天参加一个会，因为比与会者来得早些，闲着无事，便扫视了一下座椅上的名签，认识的没有几位了，正如坡翁诗所云：“京师万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几？”（《送颜复兼寄王巩》）老朋友走一个少一个，钰泉的遽尔辞世，走得潇洒，然而给健在的亲朋好友们留下无穷的悲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