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城的记忆沉积

    那么，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使小说深邃神秘。也许正是人与城市记忆交融后的沉积，时常泛起了“怪东西”。它时刻提醒着野狗的“异己”威胁，标示着混凝土高楼的僵硬，替换了温情老派的顾客，不存在熟悉败落的小径。

    对于一位已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作家，如何从一个巅峰走向下一个巅峰，仿佛是一种陷入“真空”的挑战。因为要继续超越什么，摆脱什么，将变得更加无形。素材消耗、激情衰退和无意识的重复书写都有可能令人困厄。然而，奥尔罕·帕慕克却坚守了书写中的维新与常道，继《纯真博物馆》之后，时隔多年写就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部气象恢弘的佳作。

    这部新作如此引人瞩目，在于它充满了锐意跳脱的诱惑和雄心，另写风格的胆识与魄力。无论此作是否如媒体所言超越了作家前作，毋庸置疑的是：帕慕克完成了一次宏大的底层叙事，实现了一种文化寻根和民族反思的双重鸣奏。这种以小人物为焦点，以家族史脉络钩联，呈现城市编年史的写法，恰好暗合了一种中国的书写气质与叙事传统。

    小说的主人公麦夫鲁特来自山村，12岁随父来到伊斯坦布尔，叫卖古老的发酵饮品“钵扎”。他是城市的实录者，所有底层人物的凝缩。帕慕克远离了他熟悉的阶层与主题，以一个小贩在伊斯坦布尔横跨43年的个人奋斗、爱情传奇和家族纷争为经，折射宗教政治纷争、城市生活变易和人生情感冷暖。我们要叹服，作家转向底层，描摹城市边缘，以如此质实的日常细节呈现生活密度，却没有一丝虚弱处，如此繁多的支线穿插也未带来冗长琐碎感。

    这得益于帕慕克采访素材的用心，结构叙事的内力。《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虽以麦夫鲁特的小贩人生为线索，然而故事可不是他一人在讲。小说采用了相当“漂亮”的叙事法：它既如不同人物的多声部共奏，又像受访者的采访汇编；既有不同讲述的相互补充，更有不同解释的“罗生门”。从而，帕慕克造就了一种人物既能倾诉衷肠，又能随意调度故事的万能模式。麦夫鲁特讲故事，也被故事里的人物讲述，这种内在丰盈的无限性，有如《天方夜谭》的智慧。如果你认为“多声部”仅仅是作家的炫技，那就错了，这种形式直接将小说内蕴推向了极致。

    如果问这部小说最让人震颤的地方，我想是故事的背后——城市的景深，无以抗拒的命运感，让人物情感的真挚、纯粹、炽热和卑微无限地缓释、深化。“多声部”叙述的形式意义此时就尤为重要，因为它造成了人物命运差异的重复。整部小说就像乐曲，必须要有“主题”的不断变奏再现。所谓的“怪东西”就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重复”。麦夫鲁特无论如何打拼：卖酸奶、鹰嘴豆饭、钵扎、开店、收电费，都重复着父亲难以致富的宿命，永远没有摆脱伯父堂兄一家的资助。如果主人公迅速发家致富，那么这无疑只是一个俗套的励志故事。

    从深处看，“重复”挖掘了整个家族史构建的“怪东西”，不断效仿书写成为帕慕克最精彩的绝技。“他的爸爸和伯父娶了姐妹俩，他和堂兄又娶了两姐妹。现在如果第三代人继续通婚，那他们的孩子要么是对眼，要么是口吃，或是痴呆儿”。麦夫鲁特畏惧的正是这种来自家族的诅咒：他从小背离母亲，只有姨妈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失去了母亲，萨米哈姨妈给予了母性关怀。歪脖子岳父成为鳏夫后，女儿先后私奔。多年后，麦夫鲁特的人生仿佛克隆了岳父的孤独命运。

    小说开篇横贯插叙的私奔情节，则成为思考土耳其女性命运、爱情求索的寓言，也是整部小说的回环之扣。麦夫鲁特在堂兄婚礼上与萨米哈四目对视，难以忘怀。却在苏莱曼的误导下，给其姐姐拉伊哈写了三年情书。在抢亲私奔后，发现拉伊哈并不是那个眼睛美丽的姑娘。麦夫鲁特平静接受了这位赐予自己幸福的拉伊哈。帕慕克的深沉之爱，美丽哀伤犹如夜的静谧杳渺：意愿与选择也许并不一致，而选择能够重新创造爱的力量。萨米哈、菲夫齐耶的私奔都效仿了拉伊哈的决绝、热烈、独立与骄傲。也许这只是作家脑袋里的怪东西：他给予私奔圆满和解的结局，赋予着钦慕的肯定。而现实的晦暗，很少有人留意：麦夫鲁特母亲在乡村的留守，维蒂哈在家族中所受的冷暴力，萨米哈在婚后的空虚苦闷，拉伊哈因原始堕胎而去世。妇女无法接受良好教育，成为男性附属，嫁娶成为家族盈利的暗示随处即是。

    麦夫鲁特在不幸的落魄中坚守着一种来自等待、守望和满足的幸福。叫卖钵扎其实并不是“非此不可”之事，而是因妻子女儿夜里的守候、窗帘拉起的灯光、老顾客的温情寒暄让他自由，享受在小街的夜行。小说也写尽了人生况味：甘于卑微，为人正派的主人公最终获得了两次选择，先后迎娶了拉伊哈、萨米哈姐妹。如果不仔细回味，你会以为帕慕克怎么也写了这样俗滥的大团圆结局？其实，这却是一个精彩的要命的补缀。现实人生，我们大多只能做出一个选择，顾此失彼。帕慕克却同时“回写”了另一个“前情”：萨米哈最终回答，当年她并未爱上他，不会和麦夫鲁特私奔。只有同时踏入两条河流，才能彻悟：“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

    那么，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使小说深邃神秘。也许正是人与城市记忆交融后的沉积，时常泛起了“怪东西”。它时刻提醒着野狗的“异己”威胁，标示着混凝土高楼的僵硬，替换了温情老派的顾客，不存在熟悉败落的小径。麦夫鲁特的叫卖，就是来自另一时代的忧伤声音。小贩的脚步，更是在脑海畅游，行走出了城市。这是一座被现代“掏空替换”的城市，麦夫鲁特或许正是不再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怪东西”。这是一首没有英雄的史诗，斑驳久远的挽歌。

    奥尔罕·帕慕克如此迷人，伊斯坦布尔需要他这样的行吟诗人，灵魂歌者。或许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来形容，能更好表明一种双关：书写既创造了城市版图，使它归属于作家；同时，作家也在城市中走失融化。正是这种伟大的“一厢情愿”，使帕慕克成为土耳其的“异乡人”，饱受争议。这究竟是因内省刺痛了民族神经，还是凌越透视了宗教历史，抑或象征批判了政治现实？或许只有土耳其人才知晓作家文字带来的震颤与疼痛，而我们只能在异域，想象这座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