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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2月24日 星期三

    胡适“救人”与“被救”的两则小辩证

    李传玺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2月24日   05 版)

        一

     

        第一则其实是胡适和马衡两人的。

     

        近读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先生之孙马思猛所著《金石梦故宫情》,写到马衡先生与胡适的关系,中有一段:“1931年,爷爷因为揭露‘东陵盗宝案’而遭军阀孙殿英报复,正是胡适和一位日本留学生护送爷爷乘火车逃离北平的,后经天津转水路南下,胡适一路陪同到达上海,在爷爷脱离险境之后俩人才分手。”读完后,心生疑惑,记忆中胡适1931年没这回事啊,再翻日记也没翻到,于是找责任编辑再找到马思猛先生。马思猛先生说,此段话时间印错了,应是1930年6月14日(此段故事,该书后边写“无咎无恙”一节有详细叙述,时间就是此日),故事来源于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俞建伟、沈松平著的《马衡传》,最原始的则是日本留学生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日记。马思猛很快将与此有关的两段拍照发给了我。我一看,首先是时间问题。《马衡传》说6月14日是农历,而武四郎日记仅标明时间,并没说是不是农历。胡适此段时间是去了北京,但由于日记缺此段,包括胡适年谱在内,都没标明胡适南回上海的时间,如果把时间弄清,也能填补这一小“空白”。查年历,1930年的农历六月十四应是公历的7月9日,而7月2日,胡适已去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又据6月27日丁文江先生给胡适的信,开头即说:“自从你离开北京,不知不觉的又过了十几天了!”由此,6月14日应是公历。

     

        其次,到底是不是胡适先生和这位日本留学生护送马衡先生出北京的。武四郎的日记说:“打点行李,颇形忙碌。四点到站检查行李。”“同车则马隅卿也。七点到津,遇胡适之,亦同车而不同级也。因检查烦琐,先到惠中旅馆见叔平先生(即马衡)。隅卿特发汽车取行李,检查也者,有名无实。遂送至埠头握别。闻叔平、适之两先生亦此夕驾英船通州赴沪。天津丸三等人满,终夜喧嚣不已,于我借得一夜之安可也。”从这段日记看,这位日本留学生根本没有参与护送马衡先生,他只是在车上遇到马衡先生弟弟马隅卿,可能才得知马衡先生在天津,才乘着对他行李进行检查的当口去旅馆看望了马衡先生,之后,也没有参与送别胡、马二位,而是由马隅卿派汽车直接将他的行李从火车站取出,然后送他去了码头。那么看来胡适也没有参与护送马衡先生出北平。还是这则日记,武四郎在车站遇到胡适,而马衡已在旅馆,可能马衡根本就没有与他们同车,而早已到了天津。至于胡适之后和马衡同乘一条船南下,是不是有意陪护,则只能说有可能。6月7日,胡适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看书,适逢北平图书馆协会举行本年第三次常会,应邀作了演讲。由此看,胡适此番去北平,与马衡有交往是可能的,得知马衡被“通缉”消息,相约陪护马衡一块南下也是有可能的。否则到了天津相遇又同坐一条船——马思猛先生的解释是:他们是乘英国籍的小船从运河经南通州南下的——又走艰难得多的运河,也太巧合了些。

     

        遗憾的是,胡适那段时间日记空缺。

     

        二

     

        第二则是因查证这个“故事”,把胡适先生这前后两年日记又翻了遍翻出来的。

     

        1929年10月10日日记,“克银汉君剪寄NewYorkTimes(Aug.31,1929)[《纽约时报》(1929年8月31日)]。”胡适粘附此则剪报,并对之作了翻译,标题为《钳制中国说真话的人》。一读之下,脑子一激灵,这是不是前几年热炒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民国采访战》(200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14年中国画报出版社以《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出版)中所载的所谓营救胡适的那篇文章。

     

        连忙找出阿班的书,一对照,还真是的。

     

        但两者又有出入。

     

        阿班说是自己推动《纽约时报》发表谴责国民党的文章营救了即将被处死的胡适,经过是,胡适因在《新月》发表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章被国民党党部“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办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8月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社论,“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未有丝毫减弱”。

     

        阿班的《民国采访战》前几年出来后,一边是好评如潮,一边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特别是有关胡适此段,因为8月初胡适没有这事。按阿班的计算,最快胡适8月7日才放出来,实则是,6日,宋子文仍来看他,并请他代为起草辞职通电。

     

        而胡适记的却是8月31日。胡适是当年记的,又粘附了剪报,应该不会错。阿班是后来的回忆,记忆出现误差,特别是8月3日与8月31日极为相似,相当可能。另一证据是,8月份之前,批判并要求惩办胡适的风潮并没出现,一直到8月中旬才开始涌动,8月2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通过决议:“认为侮辱总理,诋毁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今议决呈中央严办。”此文于8月31日推出,正好对应。如果顺此进一步推测,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决议,社会上开始传言胡适被捕而引起阿班上述举动。而这也可能是阿班后来记忆发生误差认为是自己的“新闻”营救了胡适的原初“由来”。

     

        虽然胡适并未被捕——如有此事,则肯定会是胡适历史上甚至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件,但阿班此举以及《纽约时报》的社论,从国外一些朋友将此文剪寄给胡适,或写信给胡适询问详情可以看出,还是对处于国民党围剿中的胡适产生了强大的舆论支持作用。

     

        如果把此社论定于8月31日,似乎合情合理,遗憾的是,从那天到9月5日的五六天,胡适日记又出现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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