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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与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图书的数量又是浩如烟海，要通过图书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择其经典来研究和阅读。事实上，古今的很多学者也都提出来，中国典籍虽然很多，但基本的要典也就几十种而已。
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就认为：“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鹖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采众家之精以为书。”
1984年1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中央副刊》上登载了一封由台湾当局前任国防部长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信中谈及：1912年，陈寅恪先生第一次从欧洲回国时，曾去拜见他父亲陈散原先生的老朋友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当年22岁的陈寅恪对夏曾佑的这番话很不理解，告别出来时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七十岁左右的时候，又见到表弟俞大维，重提当年那件往事，感慨道：“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曾国藩、夏曾佑和陈寅恪均为一代文史大家，他们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究竟哪些书是中国必读之书？哪些书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
最先对此类问题作出回答的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张之洞。同治十三年（1874），他到四川任学政，发现不少应考的读书士子并不会读书。有些人头发都已花白，但因屡试不中，仍然只能称“童生”，读了几十年书，还没有入门。为给这些生员们指引门径，回答他们提出的“应该读哪些书”“书以何本为善”这两个问题，张之洞编撰了一部《书目答问》，一下子就列举了2200余种古籍。他还说：“诸生当知其少，勿骇其多。”他把这些书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编排，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小类，每类当中的书大体按时间先后为序，实际上选择的是当时统治阶级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告诉初学者该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因为经过他一番斟酌，反映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所以，这部书受到后人的重视，被多次翻印补正。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收《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胡适、梁启超拟定的国学书目
1923年，清华学校的一批留学生即将出国。为了在短期内得到国学常识，他们请胡适、梁启超二人各自拟定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编撰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工具之部列《书目举要》等14种，思想史之部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93种，文学史之部列《诗经集传》等79种，共计186种。当时《清华周刊》的记者就致书胡适，提出这个书目的范围太窄了，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不能代表国学，即书目未成包括氏族史、语言文学史、经济史、政治史等在内的中国文化史。另一方面，所谈的两方面又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没有顾及到清华学生的时间和程度这两种事实。因此，提出希望胡适另外拟一个书目，以求读过那书目中所列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对此，胡适在承认关于程度和时间方面，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地放高了，放宽了。于是，又在原书目上打一些圈，作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并说：“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以下是加圈的书：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记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计39种。
对于胡适的书目，比他年长18岁的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
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藉的资料。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学生（尤其清华）正苦于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何况私人购书，谈何容易。这张书目，如何能人人购置。结果还不是一句话吗？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是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是什么？这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他可以类推。……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思想史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缘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
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
梁启超用三日之力，也开列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前者分：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籍，计39种；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计44种；
（丙）韵文书类，计36种；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计7种；
（戊）随意涉览书籍，计30种。总计156种。
后者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梁氏认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转引自王余光、邓咏秋主编：《名著的选择》，第24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难看出梁氏所列比胡氏书目在范围上面宽了些，尤其是增加了不少史学著作；在部头上略微精减了一些，删去了不少卷帙浩繁的总集、全书；但仍嫌“博而寡要”，实际上，对学理工者还是不合用。
民国“青年必读书”大讨论
1925年新年伊始，《京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在《副刊》上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启事刊登后不久。海内外众多的名流学者纷纷参与到“青年必读书”推荐书目的编写与讨论中来，副刊从2月11日开始登载各位学术名流学者开列的书目，一天一位（除2月28日刊登了22位的推荐书目），至4月9日结束，共刊出78位名流学者列出的书目。除胡适、梁启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马裕藻、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先后执笔，这些推荐书目在当时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指导青年阅读之路。但也有江绍原、鲁迅、俞平伯三位给必读书目交了“白卷”，鲁迅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鲁迅等三位学者的做法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把“青年必读书”事件推向了高潮，展开了一场更为激烈社会争论，鲁迅和反对者们辩论的信件也在《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公开刊出。
鲁迅的中国文学书单
时隔两年后，约在1927年前后，鲁迅先生老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攻读中国文学，向鲁迅请教应该从那些方面入手，看些什么书？鲁迅随手给他开了一个书目，书不多，仅有12部，计：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种丛刊本，有单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以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应该指出两点：这个书目是鲁迅先生写给一个极熟的子侄辈后生的，原稿写得较随便，始无标点，书名有的也没写全，甚至有误，很像是并没有腹稿，而是想到一部开列一部，而且偏重于中国文学史，不是全面的中国文化史。但这个书目还是能给我们不小的启发和借鉴。其一是列书不多，中心突出，又照顾到各个方面，有一定的广度。既有《历代名人年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唐诗马事》等工具书，又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大部头作品集；既有《少室山房笔丛》《唐摭言》等笔记杂考之书，又有《抱朴子外篇》、《论衡》等论辩之书。读这些书，确实能使初学者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时代背景、人物及其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了解各家作品及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以及文人生活习惯在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作品风格之间的因缘、这正和鲁迅先生一贯主张的：“倘若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相吻合，可以说是这一思想在书目上的体现。书目的另一个特点是每部书都附有简短的提示，或列出较好的版本，或点明开列此书的目的意图。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真正起到“提要钩玄、指导治学”的作用。
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
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1种，分文史和科学两方面。文史方面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杜甫诗白居易诗、《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史记》《大唐西域记》《徐霞客游记》；科学方面包括《论衡》《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应该说这也是个缺憾。
1981年，胡道静增补《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10种，使这一书目范围有所扩大。这10种书分别为：《老子》《庄子》《荀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墨子》《孟子》《韩非子》《春秋左氏传》《水经注》等。
钱穆、蔡尚思的书目
1978年，史学家钱穆在其《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有7部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人的总纲，也是中国人必读之书。这七部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选的《近思录》和王阳明的《传习录》。
1982年，蔡尚思在他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中。开列了一个《中国文化基础书目》，他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有40种：
文学10种。《诗经》，《楚辞》，代表先秦古诗；《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二者代表汉后古诗；《白香山诗集》《韩昌黎文集》，代表古散文；《宋元戏曲史》，代表古代戏曲；《水浒》、《红楼梦》，代表古代小说；《鲁迅杂感选集》，代表近代文学思想。
史学6种。《左传》《史记》，代表古代史学中的通史方面；《史通》代表古代史学中的批评方面；《徐霞客游记》，代表地理游记；《甘二史札记》，代表正史研究；《帝王春秋》，代表历代王朝黑暗统治。
哲学思想方面20种。《论语》，代表孔子思想；《墨子》，代表墨家思想；《孙子》，代表古代兵法；《老子》《庄子》，代表道家思想；《孟子》《荀子》，代表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韩非子》，代表法家思想；《论衡》，代表古代唯物论；《金刚经》或《六祖坛经》，代表佛学；《化书》、《李氏焚书》、《续焚书》《明夷待访录》；代表古代民主思想；《读四书大全说》《四存编》或《习斋先生言行录》《太平天国文选》，代表农民革命思想；《天演论》，代表西学；《清代学术概论》，代表清代学术；《孙中山选集》，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五四运动文选》，代表新文化运动。
科学4种：《梦溪笔谈》《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
上开书目计40种，尤以其中20种应先读：
《诗经》、《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宋元戏曲史》《红楼梦》《鲁迅杂感选集》《史记》《史通》《徐霞客游记》《论语》《墨子》《孙子》《庄子》《韩非子》《明夷待访录》《太平天国文选》《孙中山选集》《五四运动文选》《梦溪笔谈》《本草纲目》。
其他
1986年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4位北京大学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外文学书目答问》是一本为初学者指点自学门径的普及读物。在此前后，高上秦主编的《中国历代经典宝库》（1981年）、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1983年）、李昭恂编的《文史书目手册》（1986年）、知识出版社编辑的《人间天书—宗教典籍举要》（1989年）、王燕钧和王一平编的《国学名著200种》（1992年），郭勉愈等编的《经典品读：人生必读百部名著》（1999年）等等都具有推荐导读国学经典的意图。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研究会和华夏出版社正在准备编辑出版《伟大著作·中国卷》。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经典文献选集。全书30卷，字数约1200万字。内容涵盖中国哲学、历史、宗教、伦理、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医学和自然科学等各文化部类。体例参照《伟大著作·西方卷》。分为范畴卷、著作收录卷、参考书目、扩展书目和索引。以范畴为纲，以扩展和细化的分概念作为目，使分散的文献在此纲目经纬下，成为可阅读学习的教科书。其意义在于它是第一套反映中国文化整体的经典选集。
我们在北京大学讲授北京市精品课“中国图书出版史”期间，也推出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名著100种》的书目。
中国图书浩如烟海，要从中准确地选择哪些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色并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籍，是相当困难的。随着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开展，这一选择无论是对初学者，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将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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