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薛凤和他的儿女们

    百年清华邀请的客人

    2015年5月，清华大学迎来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他们是出生在清华园的浦丽琳、浦大祥姐弟。他们的父亲是著名政治学家、教育家、诗人浦薛凤（字逖生，1900-1997）。浦薛凤是国立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同时兼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从鱼米之乡常熟走出来的少年，1914年用快乐的诗写出了他的心声：

    考取清华愿竟偿，阖家欢笑喜洋洋，家君训勉窗楼坐，圆月光辉照满房。

    毕业于清华，留学美国翰墨林与哈佛，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后，又回到清华任教，对清华的一石一木，浦薛凤情深意浓。他在清华结婚生子，清华校庆25周年时，浦夫人陆佩玉登台演京戏《游龙戏凤》饰雍正皇帝，并和朱自清夫人、俞平伯夫人登台同唱昆曲。岂料“七七事变”，打乱了清华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浦家快乐的日子，那年浦丽琳快满五岁，最小的弟弟大祥还没有满月。不得已，全家搬进北京城里。离开清华前，浦薛凤在日记中写道：“清华，美丽可爱的清华！如今暂别，他年必将重返此乐园！清华再见！”谁想浦薛凤和妻子陆佩玉与清华从此竟是永别。

    浦家先借宿在北京城里的友人家，不久浦薛凤化装只身辗转经长沙、云南蒙自、昆明等地，来到西南联大教书。抗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政治学者的浦薛凤，响应国家的号召，于1939年初，毅然投笔从政，从昆明到重庆，而把北平的妻儿，安排到沦陷区常熟陪伴他的父母。当年浦薛凤又写了一首诗以抒发感情：

    书生投笔此其时，不为声名不为私。驼负千钧蚁一粒，江山摇撼共扶持。

    到重庆，他被聘为新设立的战时最高国防委员会参事，随后兼任《中央日报》社评主笔。他在防空洞和危险地带，写下近三百篇社评，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教、财政、时事、战局、敌情等方方面面，多年后收集出版为《战时评论》一书，为抗战历史留下详实见证。30年后，浦薛凤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当时的报社设在重庆郊外化龙桥，每周需要前往两三次亲自撰写。有时于防空洞中默拟腹稿；有时于轰炸声里写完社评，而自化龙桥乘坐汽车回到重庆寓所辄在午夜，甚至晨鸡初唱。某次半夜与陈故社长博生兄同车进城，适值大雾，确近‘伸手不见五指’程度，车行狭道上右为绝壁，左为深谷，殆每转车轮即按一次汽笛，旋觉危险过甚，乃嘱司机择路旁有隙地处停下，始则谈天而说地，终则假寐而入睡。黎明雾散，始返城寓，追思往事，仿如隔昨。”

    抗战期间，浦薛凤和妻子儿女分隔两地，妻子陆佩玉在沦陷区，上侍公婆，下抚四个幼儿女。浦薛凤以诗表达无限牵挂：

    《自香港寄怀佩玉》

    每修尺素问平安，欲诉相思着笔难。春到南天寂寞甚，万人行里觉孤单。

    《戊寅中秋口占寄佩玉》

    客里中秋独悄然，满山风雨那成眠！嫦娥带得相思去，不照南天照北边。

    为问昌邦祥与琳,可曾玩赏到深更？抬头应见园明月，此是爹爹万里心。

    1944年8月，抗战末期，中英美苏四国国际会议（后被称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美国召开，浦薛凤作为中国代表团特别代表之一参会。敦巴顿橡树会议确定关于组织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机构的计划与提议，后旧金山会议则根据此而讨论，成为联合国的起点。此会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这一年，母校翰墨林大学为表彰浦薛凤在会议期间展现的卓越才能，授予其法学荣誉博士称号。这次会议出发前，浦薛凤因长年缺乏营养和熬夜，身体极度瘦弱，体重仅48公斤。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把寓所钥匙和重要文件交给好友吴文藻（冰心丈夫），并写信叮嘱妻子此间有信寄到重庆歌乐山谢婉莹（冰心）处，从沦陷区寄出的信也要写冰心转浦瑞堂收，浦薛凤的名字在代表团公开的报道中，自然不能让沦陷区的日本人得知，浦丽琳母亲与大后方丈夫的联系都是秘密进行的。浦、吴两家自上世纪初到如今，一个世纪、三代友谊，这仅仅是一段插曲。

    1945年抗战结束，联合国提供大批物资援助中国，浦薛凤协助清华友人蒋廷黻，担任战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当时，民国总理熊希龄遗孀毛彦文继续在北京香山办慈幼院。由于日本人的驻扎，战后的香山一片狼藉。重建需大笔资金，然而分署署长避而不见，毛彦文焦急万分，幸遇浦薛凤，立刻解决问题。毛彦文在回忆录《往事》中这样写道：“有一天报载，行政院救济总署副署长浦薛凤先生北上视察分署作业情形，我大为兴奋，即拟就本院所需物资清单一份，亲自去北京饭店求见浦氏。浦氏和蔼热忱，他说，只要分署有贵院所需的物资，将照来单发付。于是，本院很快得到修理房屋材料，教职员及儿童的衣着、毛毯及食品等，各校教学也渐上轨道。”

    1947年开始，浦薛凤连续四届出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以廉洁公正著名。1954年之后，任政治大学教授兼政治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后又协助梅贻琦在台湾任“教育部”次长等职。六十年代初期，受聘于美国两所大学执教，直到退休。79岁时还接受王云五之聘，任台湾商务馆总编辑。中国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吴文藻冰心夫妇以及清华校友钱端升、陈岱孙等都多次写信催促浦先生回国看看，有关部门也做了充分准备。浦丽琳两次来到北京，去清华看童年记忆中的清华园北院4号，回去跟父亲汇报，可浦薛凤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

    浦家个个是名人，在常熟名人纪念馆里介绍了两名，除浦薛凤外，还有他的次子浦大邦。浦大邦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因为旅途积劳缺睡眠，在开会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年仅49岁。在其追悼会上宣读悼词的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如今美国河滨镇有浦大邦政府办公楼，就是为纪念浦大邦而冠名的。与姐姐同行的浦薛凤幼子浦大祥博士，1970年，怀揣父亲对清华的感情，带着六个月大的婴儿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数年前浦大祥与人合著的《计算机初级语言》一书，被译成欧亚多种文字出版。姐弟俩说父亲除了故乡常熟，清华大学是最令他魂牵梦索的地方。姐弟俩延续父辈对清华的情感，多年在清华大学设立浦薛凤奖学金，赞助贫困学生。

    白马诗社元老的往事

    浦丽琳早年留学美国。或许血液中流淌着诗歌的遗传基因，青春之际她也诗情大发。一个甲子之前，她把发自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绪写成诗，用笔名“心笛”，悄悄寄到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报》。没想到，有一天她竟然看到报纸上有胡适写给编辑的信，赞扬心笛写的诗，还说了他阅读该报的观感。心笛后来在回忆文中写道：“顿觉阳光满室，可周围一片寂静，把激动的心平息。”谁料转天，报馆编辑来信，夹着胡适给报社编辑的信和20美金稿酬，并建议浦丽琳马上给胡先生写信拜师。当年20来岁的小姑娘，终究是生性腼腆，不敢下笔。后来到了纽约，浦丽琳和几位爱好文艺的人成立了白马文艺社，这个诗社大约起源于1955年。在心笛的回忆中，最初是顾献梁（曾为马寅初女婿）把五六个爱好诗歌的青年集中在一起，成立了这个小团体。起名“白马”，是源于“唐玄奘留学印度白马取经”之意，唐德刚先生建议加上“文艺”二字，即“白马文艺社”，简称“白马社”。最初的成员有唐德刚、顾献梁、马仰兰、何灵琰、林振述和浦丽琳。以后诗社又迎来了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黄伯飞、李经、周文中教授等多人，还有唐德刚夫人吴昭文。白马社成为留学海外华人的精神乐园。

    尽管胡适欣赏心笛的诗，直至浦丽琳参加父亲友人女儿的婚宴时，才点破话题。男主人对胡适介绍说，她是心笛，自从你夸奖了她的诗，连报馆的稿费都涨了好几倍，她的父亲你认识的，就是浦逖生。满面春风的胡适对心笛说，“你的诗写得很好，要多写写……”。胡适此时才知道，他赞扬的“心笛”，原来姓浦，竟然还是他的故交之女。约1961年，浦丽琳与父母去台湾南港中研院看望胡适，胡适热情地对浦丽琳说：“把你的诗歌整理一下给我看看，出个集子吧。”因为胡适那时在养病，父母提醒她，先别去麻烦胡伯伯看诗稿。其母亲在女儿出版第一本诗集时，用她那漂亮的蝇头小楷记录下来这件往事，作为给女儿的留念。唐德刚《胡适杂忆》中“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一节有万言介绍胡适、心笛和白马社。1980年，唐德刚为浦丽琳《贝壳》诗集的出版，以近四百行的长诗代序，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曾问过胡适，什么叫作新诗？

    新诗嘛，他说，要拥有韵味的语文，写出你心里的意思，要避免陈腔滥调，

    要不怕俗语俗字……举个例子，我说。

    他取出几份《少年中国晨报》，

    要我读那几首一位少女（指浦丽琳）的诗。

    现代著名作家凌叔华给心笛来信说：“在《秋水》上看到你的新诗，我都很欢喜，而且认识你的不同凡响。一个诗人，如果只能写众人可写的诗，那就不必再写了；如能写出不同凡响的诗而不写，那是社会的损失。为此，我代表文艺界劝你继续多写诗。”在另外一明信片上她写道：“……我想先写一封短信恭贺你，也庆祝我国新诗界已有传人了。”

    周策纵先生赞扬心笛：“她的新诗，正如胡适先生说的，是将来诗的远景和前途。”

    冰心不仅仅赞扬浦丽琳（心笛）的诗歌，更赞扬她的品德，“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却苦苦守着中国的伦理道德”。30多年前浦丽琳来京时，在冰心家住了三个星期，冰心由此写出短篇小说《桥》，女主人公莉莲就是以浦丽琳为原型的。当我去年在北京见到浦丽琳，被文化浸泡了大半生的她依然是那样的文雅谦虚，想象到五十年代白马文艺社，躲在墙角的那个羞涩腼腆的女学生，一再地对社员们说：“我不是湿（诗）人，是干人。”

    在不寻常的园地里耕耘

    听得见针儿落，听得见窗外雨，这不寻常的园地，有书有桌有椅，有血泪凝成的字，灵魂燃滴的语，这里藏着风云史迹，万载的哀和喜。有真善美希望无限，走不完的路和云与月，这儿李白伴沙翁默不作声，孔子和柏拉图静着等待。年代压印着纸业，书本缩短了时间，一天能跨越五大洲八大洋，翻看几世纪几千年……

    这首浦丽琳的诗，不仅表达出诗人对图书馆的深情，更是她在这里奉献毕生精力的缘由所在。

    从浦丽琳年逾五旬与冰心提起退休念头，到如今真正退休，她竟然又度过了33个春秋，算起来在图书馆任职达半个世纪。她把图书馆视为神圣的职业，这里她有着干不完的事，著述多，研究任务重。不平凡家庭中成长的浦丽琳，少年时代见过梅贻琦、王宠惠、胡适、王云五等名家，因母亲的缘故曾被请去与宋美龄同桌晚餐。她家藏有父亲留下的很多五四文化精英的墨迹，她希望借助“不寻常的园地”完成对这些宝贵资源的编写研究。望着一位位白马社诗人唐德刚、周策纵、黄伯飞陆续远去的背影，更加快了速度把白马社社员的诗歌整理出版，在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为他们建宗立卷，把中国人在美国土地上衍生的诗情记录下来，这是她作为白马社唯一健在者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些年来，她陆续编辑出版了《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我是蒲公英白球里的伞——浦丽琳（心笛）诗选》《浦薛凤子女海外书简》，与周策纵等合编了《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和《海外新诗抄》；协助出版了《浦薛凤回忆录》和浦薛凤忆人文集《音容宛在》；退休以后她还要继续写回忆录和编辑《品墨》丛书之二，并同弟弟浦大祥教授与常熟市政府文化兴市的工作思路配合，共同筹备在家乡常熟建立浦薛凤家族文物纪念馆……就是这一个个文化工程如使命般在激励着她不断地奋斗前行。

    还要特别指出，浦丽琳为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作出的独特贡献。她曾在宋淇夫人捐给南加大图书馆的一堆英文文件中（被转交文件被认为是张爱玲的无名英文稿件），经过研究对证发掘出张爱玲早期不同时期修改过的英译《海上花》打字稿。于是浦丽琳和夏志清、王德威教授联系后，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极力劝说南加州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将张爱玲的《海上花》英译稿整理出版成书。她从事最初稿件的编选，在不同的稿本中挑选拼成一整套64章的《海上花》稿子，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王德威教授请香港孔慧怡编修润色。数年编润期间，哥大编辑组转来孔慧怡诸多繁杂建议，都是浦丽琳代表南加大定夺取舍。2005年哥大出版社终出版了《TheSing-SongGirlsofShanghai》，是浦丽琳的推波助澜，把这部清朝的中国小说推向世界文坛。

    2005年，浦丽琳灵感突来，向南加大图书馆特藏组申请经费，也正是她的远见和坚持，使得南加大图书馆终得以收藏到宝贵的张爱玲多年致夏志清全部亲笔信，共118封。夏志清因信任浦丽琳的职业道德和人品，还将他自己写给张爱玲亡后又归还给他的16封亲笔信，也捐给了南加大图书馆。南加大的中国书物收藏原来远不能与其它美国名校相比，但因拥有了张爱玲的亲笔信件和一些著作原稿，以及夏志清大师的信件收藏，并出版了《海上花》，就闻名国际了。自此，神秘多才，深居简出的中国大作家张爱玲，在“世纪文学六十家”评选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可以说她在这里获得了文学的永生。

    丽琳说我是中国大陆第一位来南加大看到有关全部原始档案的中国编辑，目睹大批她搜集整理的张爱玲的信件、创作原稿照片墨迹等，惊叹她的良苦用心和执着。不少美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研究张爱玲。我去看文件这天，一位北京的学者也在这里的特别收藏部研读张爱玲资料，这真值得一记。

    浦家值得赞美与歌唱，那是人生的奉献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