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忽忆余光中先生

    结识前辈余光中先生，是在2012年8月，我应邀就任台湾中山大学客座教授，甫到高雄，正好有余先生的一次聚会，参加者一桌十来人，主要是中山大学文学院和中文系、外文系、艺术系三系之院长、主任，余先生夫妇，以及我们夫妇作为客人，忝陪末座。余先生和师母谈笑风生，甚为和蔼风趣，饭后大家有合影。当时，我并不知道以后会和先生有交往。

    中山大学文学院坐落在海滨山上，依山面海，翠竹环绕，天空碧蓝，海水碧蓝，每次我从住所穿越林间小路走到研究室，都有美不胜收之感。我的研究室位于六层，余先生位于八层——余先生以诗人之盛名而名扬四海，却在外文系供职。如果不赶上课时间，时或在楼梯上遇到余先生同样在登楼。先生已经八十多岁，每天自己开车，不用接送，而且不坐电梯，坚持拾阶而上，脚力甚好，一边登楼，一边可以和我从容谈话，并不气喘。

    我在中大一边上课，一边沉浸于汉魏古诗的研究，时光荏苒，一年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忽然遗憾，觉得应该在台湾将我的诗集出版。联络好台湾丽文出版公司，责编丽娟老师好意提醒我，最好能请余光中先生赐序。我的性格平生不爱求人，只好硬着头皮去拜访，余先生身材消瘦，用他沙哑的嗓音耐心对我说，需要先看看诗稿再决定能否写序，当下手头的事情太多，如果能等的话，可以把书稿和材料留下。耐心等候了一个多月，先生传来了信息，说是《序》已经写好，约我去取。当时兴奋之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先生大序共有三页信纸，字迹娟秀而有力，文笔之妙，一如其诗。

    前数句起首云：“木斋教授来西子湾客座一年，即将赋归，出示其四十年来创作之诗词及新诗作品，嘱我阅后抒感数言。”聊聊数句，交代缘起，精炼之极。“我知道木教授近年深研古诗与曲词发生史，发为新论，轰动学界，不料他同时也热衷创作，而且积稿盈笥。”此数句聊聊数语，对我的学术研究加以评价赞赏（余先生谬奖，令我每每汗颜）此为第二个层次；“因思清末民国初交替之际，豪杰之士有志一新旧体以赋大好世界，前则有黄遵宪、梁启超之召唤，后则有胡适、闻一多辈应之以语体与新格律，但鲁迅、郁达夫以迄陈寅恪、高阳等仍寄情于所谓‘旧诗’。四十年代之王辛笛，新诗人之翘楚，晚年却皈依旧诗。旅美多年之学者周策纵则新旧双管齐下，晚年之新诗层楼更上”。此一段文字，纵横捭阖，从清末民初交替之际的黄遵宪、梁启超，写到胡适、闻一多，再到鲁迅、郁达夫、陈寅恪，一直说到当代诗人学者周策纵等，可谓是一篇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之纲要，若无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之精深研究，断难有如此宏观之阐发，若无大诗人扛鼎之笔力，即便有如此之研究，亦断难有如此简约之概括。虽然如此，余先生将我的拙劣诗作，与这些大师置放一处，令晚生更加汗颜不已！

    果然，另起段落，余先生笔锋一转，书回正传，回到对我诗作的评价：

    木斋教授之诗词，不拘于传统之旧律，有继武黄遵宪之志。其所作新诗，如下列《生命的刻度》一首，对仗中颇见张力与凝练：

    别人用/岁月/来刻度/生命的/年轮

    我却用/生命的/果实/来刻度岁月

    果然，他前文一段中国新诗演变史的概括，在对我的评价和期望中得到了落实，更为巧妙的是，他再次提及我的学术研究，“盼望他以治史的卓见来创新史，而融古今于一炉”，这就将最前一段对我学术研究的评价和中国现当代诗歌史鸟瞰融为一体，全篇竟无一字溢出或说是游离于主题之外。

    更为有趣的事情，是随后我和先生的对话。捧读余先生大序之际，正好《琼州学院学报》主编景新兄来函索要稿件，我就将余先生文字推荐过去，余先生原作的题目为《木斋编年诗选读后》，这自然不便于在报刊发表，于是，和先生商量，需要换一个篇名。从先生全文来看，自然是最后两句最为富有概括力，沉吟半晌，我说：“以治史之创新，融古今于一炉。”上下句各为六字，感觉基本精炼了，哪知余先生不暇思索，脱口而出，说了八个字：“卓见创新，古今一炉。”好厉害！确实是余光中先生呀！

    如果和余先生交往的故事到此为止，我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喜剧故事，而且，多少有借余先生为我扬名之意。但其实本文的背后，是一个令我惭愧不已的故事，是一个令我没有勇气揭示给世人来看的故事。我在我的自传中曾经描述过我的性格，是真诚、真率和内向。人人都赞赏真诚和真情，但我却深知，这正是我许多人生悲剧的渊薮。在得到余先生赐序之后，我惶恐于先生大名，不知道怎样感谢，竟然直面询问先生有关稿费问题。余先生忽然正色道：“如果你提稿费，那我就不给你写序了！而且，我们是同事。”一向和蔼而平易的余先生，一旦正颜危坐，眉毛似乎都竖立起来，令我惶恐不安——君子之道，原本如此吧！先生为我作序，非干人情，亦非干他物，若付稿费，岂非亵渎先生一片深情？但不能付给先生稿费，怎样表达感激之情？我只好买了两瓶我在台湾所能看到的最好的酒，应该是XO，或是人头马，当我面带愧疚之情给余先生送去这两瓶酒和几本样书的时候，余先生说：“我也不喝酒呀！”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我什么都不会说，只是羞赧不已。

    昨夜，窗外落雪，身在美国异乡沦落，灯下拥炉，夜读《左传》，读到一段文字：“公卿受币后，据《仪礼·聘礼注》及《诗·大东·郑笺》，应设宴招待，并回致财币。”忽然醒悟，我自少年而来的真诚习惯，常常会将别人的客气和礼节误以为真的如此，而我的内向性格使我不能很好地和他人交流。余先生为我撰文，付出了多少劳作？又付出多少时间、精力和心血？忽然又忆念余光中先生对我的山海深情和殷殷厚望，而我却不能振作以自新，何颜以对余先生之赐序？

    有什么办法补救我对于人情世故的无知所造成的终生遗憾？有什么办法补救由于我人性的缺失所造成的终生遗憾？夜梦中，我重回台湾中山大学，重回那依山傍海的文学院红楼，梦见我重新拜会余光中先生，但我仍然羞赧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