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性对话乃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布鲁斯·阿克曼(BruceAcker⁃man)是美国耶鲁大学一位资深的法学和政治学教授，曾担任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兰（JusticeJohnMarshallHarlan）的助手，是当今耶鲁宪法学派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在美国学术界,阿克曼素以“具有勇敢的、新颖的和让人吃惊的思想”而著称，并于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Poli⁃cymagazine）提名为全球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出版不久，便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继罗尔斯《正义论》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政治法律哲学论著。

    当代政治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主导任务是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这个任务在20世纪经过几次战争的洗礼之后，变得更加明确和重要。阿克曼在这部著作的开篇即指出，“只要我们活着，就无法逃避为权力而斗争……我希望认真对待（权力）合法性问题”，每一个质疑权力合法性的怀疑者，“都应得到一种审慎的尝试性回答”。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于遵循了政治对话的要求，通过公共理性帮助人们获得一种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共识。

    对于检验权力合法性的政治对话，阿克曼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参与对话的人的资格问题。自由国家中的公民要想在政治对话中主张自己的权利，就要满足公民身份的检验要求，即符合对话测试与行为测试的要求。二是围绕权力问题展开的对话。为防止无休止的权力争论和无意义的讨论，对话者应在坚持一致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中立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为了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这一思想，阿克曼设计了飞往新世界的“太空飞船”的假想实验。这个实验模型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设相比，更加关注开放社会中公共领域意见的形成、变化与调整——人们可以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加入到星际旅行，可以运用对话的形式解释他们之间的合作、交流以及权力斗争的行为，而不再局限于罗尔斯笔下那个封闭的社会。

    与其他政治自由主义者一样，阿克曼认为社会的资源匮乏是引发权力斗争的根源所在，而根据合法性权力平等分配社会资源又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他给出了最优方案与次优方案的对话策略来解决现实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所谓最优方案是指资源初始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这种方案的实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存在一项完美的正义技术。它可以提供清晰的假想实验纠正对话中出现的不正义，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第二，符合中立性对话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是围绕现实的基因资源、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展开的。第三，产生确定的实质性结果，即对话者认可的非主导性的平等结果。尽管最优方案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但阿克曼也注意到，“从理想到现实的征途要求我们放弃自己‘完美’的正义手段，正视可供我们使用的那些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且不完美的方法”，必要的次优成分应融入到政治对话的考量中。阿克曼进一步表示，次优方案是一种限制自愿交换的机制，是一种将社会正义看作某种妥协结果的对话策略。这个策略试图在不否定整个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将最优方案和社会现实行为准则相结合，以达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评判，从而避免自由主义国家丧失最基本的合法性地位。

    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对话策略，次优方案称不上是最佳方案，但却不失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即便如此，这个方案还是带来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性问题，一是次优方案中存在不完善的正义技术，假如再以理想状态的非主导性平等为目标，那看起来就是不明智的了。而且，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家通常会在判定追求正义的最佳方式时产生分歧。二是尽管会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但是次优理论还是不会将某些特定问题，比如剥削理论中的非正义的受害者作为适当妥协的对象。对于这两个问题，阿克曼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认识。当自由主义预见性地在次优问题的实现上产生普遍分歧时，宪政政府就产生了。自由主义主张的多数决定原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解决公民与政治家之间合法性分歧问题的最佳方式。毋庸置疑，当我们把次优条件纳入到剥削理论的考量中，就会出现所有自由主义政治家都不愿承认的权力结构。这时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成了，如何规避那种由精英阶层操控的政府把剥削性权力结构强加于我们而产生的暴政？而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如权利法案、分权制衡等方案是确保自由交谈在面对死灰复燃的独裁时保持生命力的一种手段。

    总之，阿克曼在《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一书中凸显的是中立性对话在自由国家规制权力斗争的基础作用，强调的是任何权力主张都必须通过对质疑者的正面回应来获得合法性，而这正是自由国家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