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与传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

    《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言：“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灯，总会让跋涉于征途或踌躇于暗夜的旅人燃起希望，哪怕只有微弱的一丝光亮。近日，两本以“灯”为隐喻的书时常萦绕于我脑海，给予我鞭策，给予我遐想。一本是赵越胜所著的《燃灯者》，另一本是季剑青、张春田所编的《传灯》。

    前者讲述了著者与对其而言既是师友又是知己的周辅成先生之间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无论是在周先生于课上课下对作者的谆谆教导还是茶余饭后作者与先生关于世事、人生与学问的促膝长谈中，周先生人格的高贵与精神的纯真都呼之欲出，让人肃然起敬。“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周的黑暗中，待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第36页）；“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第9页）。《传灯》一书收编了一些当今知名学者回忆和纪念其老师的文章，共三十二篇，既有追忆性的描述，也有评传式的描素，但更多的是两方面杂糅一起，从一个侧面力求勾勒出当代人文学术中的师承脉络以及展现出学术传承所包含的巨大精神力量。两书虽编排体例不同，所重点突出的意旨亦稍有别，但两书所饱含深情的文字都兼具学识、文采与情感，传达了相似的精神情怀：先生或老师身上所散发出的魅力人格与深厚学养的光辉，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学生的心田。“学术的流变和传承既足以启迪后学，师生间诚挚而温厚的情谊更是感动人心。”

    赵越胜在与梁治平先生通信中指出，他有意将自己所写的怀念周辅成先生的文字集题为《燃灯者》，“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代序，第11页）。在书的扉页，其写到，“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而周辅成先生就是“一盏放在灯台上的灯。他照亮了一家人，这家里有求善问道的莘莘学子，有漫游世界的读书人，也有辛劳于野的大众”（第147页）。季剑青、张春田在“编选后记”中指出《灯传》一书中着意突出学术传统的薪火相传，陈平原教授在此书的“序言”中称当代学术师承录是“另一种学术史”。然而他们都没明确指出将文章集题为《传灯》的缘由。如燃灯一样，在佛家中，以传灯命名的典籍以及佛经中关于有传灯的描述非常多。如《景德传灯录》中言：“灯能照暗，禅宗祖相授，以法传人，犹如传灯。”《般若经》中说：“诸佛弟子凡有所说，一切皆承佛威神力，与诸法性常不相违。依所说法，精勤修学，证法实性，故佛所言如灯传照。”传灯能使佛法永不停止，发扬光大，普及到任何一个地方。学问正如佛法一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灯灯相传，心心相印，永不停歇，不仅照亮黑暗的角落，也启蒙了蒙昧的人心。《维摩经》中讲到：“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灯燃作为前提固然重要，但把燃灯一直传下去，才能生生不息。这也许是以传灯一词来形容师承关系时所具有的生动蕴含之所在，也是燃灯与传灯所具有的关联之所在。

    两书所讲述的先生或老师大多从民国时起接受教育，师承“五四”一代的学术大师，中西学大都能融会贯通，但“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目睹了建国前的各种烽火战乱，历经了建国后的各种群众运动；虽身处动荡时代，但对学问、对人生的思考不曾中断。云波诡谲的世事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活反而让他们的心灯更加明亮，“恰恰因为他们将其时代生命的体验，一点一滴融入其学问生命中，其学问生命与时代痛痒相关，其思也深，其文也切”（《传灯》，第159-160页）。“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练就了先生那种平静而坦然的心态”（《传灯》，第203页）。这些老先生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到学术的精神家园，在乍暖还寒、文化复苏的时代，“耕田续土”，彰显大师的本色与风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暮年燃起巨灯，“隔代相传”，对学生殷切期待与精心栽培，使一度曾因十年文化荼毒而几乎中断的学术传统得以灯火相传。俗语云，“名师出高徒”，而如今这些怀念老师的学者即当时求知若渴的学子有的已成为各自所属领域中的佼佼者，有的甚至引领时代之思潮。老师教给学生的，并不是通过学问赢取利禄、沽名钓誉的方法，更不是为人处世曲意逢迎、左右逢源的姿态。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所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明，取利禄而已”。老师传递给这些学生的即这些学子从老师那里聆听与目睹到的，不仅是精细的学术探幽与严谨的治学训练，更是高贵的学术品质与操行以及无形和无限的人格与精神形塑。“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燃灯者》，第26页）。也如汪晖在追忆其导师唐弢的文中所谈到，“先生的严正与宽容中隐含着一贯的原则，那是作为学者和普通人的良知或道德感”（《传灯》，第118页）。

    阅读两书中饱含深情的回忆和纪念性文字，不仅会为书中的娓娓道来的故事、故事中的情节所感动，而且也会体验到老先生们为学的方法、态度与境界，学生们求学的渴望、努力与心境。并不是每个为学之人都可以载入浩瀚而厚重的学术史，也并不是每篇纪念性的文章都可以亘古流传。这取决于老先生及其学生是否同时对学术、对生活具有一颗真诚的心。得好师长不易，得好弟子同样很难。学生能向自己心仪的老师求学问道，而老师又能把自己的学问旨趣以及人格精神传流给这些学子，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师缘”吧。一位学者一生若能碰到一位好学生能延续其学术之薪火，今生也已无憾；一位好学生若能碰到一位对学术、对人、对事真诚的学者而求师问道，亲承音旨，也是件幸运的事。但“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在价值混乱、精神芜杂的时代，在为学和求学都被金钱和权力的逻辑所裹挟的大学或学院之中，真诚的师承延续以及真挚的为学姿态又谈何容易。反而，当下时代的学术生态更增加了这两书所展现的对人性与人道的守护以及文化薪传的不易与珍贵。正如《传灯》一书的“编选后记”中所言：

    特别是经过90年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大学生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学术的专业主义日渐凸显，传道授业的师生关系也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的语境下，重新理解与张扬那种不遥远的学术状态、师生关系乃至共同理想，应该是尤其必要的。

    也许时代与际遇不能再被复制，但我们可以从这两书中汲取能量与营养。前世今生若有缘，此生为学亦无憾。燃灯与传灯，会照亮一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