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产阶级史》是一部绝佳的英国中产阶级通史。该书纵观英国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并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始终。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根源与先驱”，可称为中产阶级史前史。源于中世纪等级制的“绅士”阶层是中产阶级的前身之一和及其精神来源。他们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享有一定资财，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且看重荣誉。同时随着近代早期商业发展和社会变革，大量专业人士、商人、金融家和受过教育者的加入，中产阶级的前身群体日益壮大。第二部分“中产阶级的诞生”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中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身份日益清晰，且形成了独特的品味、诉求和消费：他们关心且积极参与政治，奉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社交、阅读和慈善，遵守福音派的婚姻和家庭观，但也不免势利。第三部分，“中产阶级的胜利”，主要描绘了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世纪。在这个“进步”与“自由”的时代，中产阶级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社会主流和中流砥柱。不过，“一战”摧毁了社会进步迷梦，终结了好时代。第四部分，“压力与生存”，讲述了20世纪中产阶级的困惑与无所适从，以及郊区化、实用主义、世俗主义、性别革命等社会现象对其价值观的冲击和重塑。

    该书的主题虽然在笔者的专业美国史之外，却依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原因有二：第一，与《中产阶级史》所叙述的故事相似，美国中产阶级也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二，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而言，新兴的中产阶级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比观察英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对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所应扮演的角色有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中产阶级是社会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无论是《中产阶级史》所阐述的英国中产阶级，还是美国进步运动里的中产阶级，都扮演了社会改革助推器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大多限于社会和地方治理层面。理由很简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旦改革蜕变为暴力活动，富有阶层尚可以向国外转移财产和家人，中产阶级则无反抗之力，因此，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任务应当以道德改革、生活改善、协助社会治理为重，目标应当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中产阶级是普及高雅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低俗的流行文化可谓众矢之的。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各种各样对于恶俗电视剧和电影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扭转此种现象的重任，理应由向往高雅文化的中产阶级所肩负。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中，高雅文化往往为贵族阶层所垄断。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欧近代大音乐家，或为宫廷效力，或为贵族之座上宾。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产阶级群体壮大。他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有财力且有闲情逸致消费高雅的文化产品。同时，他们也需要通过向上层社会的文化品味靠拢，以标榜自己的身份。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已阐明，品位作为阶级之间“区隔”的作用。今天中国中产阶级逐步壮大的过程，实际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颇为相似。由于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新成员都是新近加入，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证明自己的“高雅”。固然，我们大可以说这是”附庸风雅”，但是没有第一代的附庸，何来其子孙后代的风雅？何来烂俗乃至恶俗文化的式微？

    再次，中产阶级是推动国家消费和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推力。在今天的各类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中国人在全世界各地抢购奶粉、电子产品的新闻。对于这种行为，论者或是指责国人崇洋媚外，或是批评他们败坏国人形象。但是否有人想过，这个抢购群体的特征？显然，低收入阶层无力承担此支出，亦无此需要；富有阶层大可以选择在国外长期生活，何必千里迢迢大包小包往回跑？显然，无论中国大妈，抑或海外扫货一族，多属于中产阶级。讨论此问题时，国人常常将之归咎于国民性，仿佛中产阶级就是中国文化中糟粕的集中体现。从笔者的专业美国史角度审视，“国民性”表述无疑是种族主义：“中国人天生/一贯/从来……”或“美国人从来都不……”，这种解释方式简单粗暴，过于武断。其实，并非是中国，西方发达国家也曾有类似阶段。不过由于西方中产阶级的崛起与殖民主义的发展同步，因此他们异域想象的对象并非“欧美发达国家”而是“奇妙的东方世界”。亚裔美国史名家陈勇教授在其新著《炒杂碎：中餐在美国的历史》（ChopSuey,USA: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 inAmerica）中，就提及中餐在美国的流行与中产阶级的兴起的相关性：伴随着城市化加速，大量涌现的中产阶级，对于异域风情充满了好奇和向往。近在咫尺却风格迥异的中国城，成了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最佳选择，中餐也随之普及和推广。当然，在消费主义蔓延的今天，各种新奇的消费品取代了食物的角色，但其本质却相同。

    最后，中产阶级推动家庭、性和性别关系的变革。在《中产阶级史》中，作者强调了中产阶级新女性在推动社会关系现代化上的重要作用。无论中西，传统家庭中的女性都处于相对弱势而被剥削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早有鞭辟入里的阐释。在20世纪初，伴随着各种家庭便利设施的发展和家政服务的繁荣，中产阶级女性得以从繁重的家内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无论是学校之内，还是就业市场之中，以及投票选举方面，她们依然遭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同时，性与生育等价、已婚女性与母亲等价的种种保守观念都在限制着女性的自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产阶级女性引领了女性权利革命的潮流。回到中国，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历史。今日中国的“新女性”，追求独立于男性、国家和集体等权力的控制。女性主义学者李银河常发惊人之语，时而令人为之侧目。但笔者认为，真正惊人的并非李银河的主张，而是网络上弥漫的谩骂和指责。如何为“性”和“女性”正名，依然是中产阶级的责任。

    在中国眼下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问题上，“中产阶级”一直在以其行动张扬其阶层特质。但是相较于行动上的大步向前，中产阶级却罕以言论激起社会讨论，推动社会改革。其中原因，自然与“枪打出头鸟”——这一看似“中庸”实则虚伪的文化痼疾密不可分。当然，这种观念本身，就应成为中产阶级改革的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