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作家谈

    范小青：苏州文化在血液中流滴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的中早期创作，表现出和苏州文化亲密的关系。她的大部分中短篇描写了苏州市民的生活，苏州人富有韵味的生活图卷在她的笔下洇染开来，如《裤档巷风流记》因大量苏州方言元素而呈现出浓郁的“苏州味”，《小巷静悄悄》《拐弯就是大街》等作品中，也表现出范小青与苏州的地域文化和精神内核相一致的气质。

    苏州慢生活的状态在9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张老先生李家姆妈不再坐在天井里乘风凉，顾家的老小姐们也早已作古，鹰扬巷拆除了，变成了大街，街名叫世纪大道，一针一线缝衣裳的小裁缝瑞云，已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服装界女企业家，那种我所钟情的静悠悠慢吞吞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城市，这个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的城市让我迷失了方向，让我丢失了根本。”范小青曾在创作谈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茫然。

    与此同时，文学刊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作家的写作情致和写作对象也发生了变化。范小青在尝试寻找新的出路的过程中，笔下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如干部、农民工等，她的创作开始“去苏州化”。评论家王尧曾如此描述范小青的变化：“在苏州古城逐步翻新以后，始终以‘苏州’为原型城市写作的范小青这几年也逐渐从苏州小巷走出。”她从关注日常生活转而去关注社会重大事件，进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领域。

    2008年，范小青从苏州来到南京工作，经历和创作经验的累积，以及视野和思想境界的开阔，她的创作题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长篇小说《香火》和《我的名字叫王村》，可以说是生活和工作的变化对作家的冲击的产物，也不同文化冲击下的产物。“《香火》是写生与死的不确定性，打破了生死的界线，描写生活的复杂性。如果我仍然在苏州当专业作家，写不了《我的名字叫王村》。“范小青说，之所以回到她少年时就熟稔的乡村，能够回过头去处理这些老故事，是因为感觉这时候能把握它了。几十年中自身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文学的认识和掌握能力也有了新的高度，这时候的创作才有可能突破，否则自己也没有激情。

    很多人印象中，苏州人散淡，其实苏州人骨子里认真，小说家对文学的追求很执着，表面现象在某种程度只是一种假象。在南京八年，作协公务繁忙，范小青的创作却丝毫没有减少。她逐渐“适应”了繁忙的工作和见缝插针的写作。凭借毅力和对文学痴迷的热爱，范小青没有因为事务的繁忙影响写作，她在写作渲泄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社会中很多荒诞现象的思考，表达自己的焦虑和忧心。

    表面看来，范小青的作品中没有小桥流水，已经去符号化了。然而只有她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苏州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流滴。即使在“去苏州化”的过程中，范小青的为人以及为文，仍然保留着内在的苏州文化的影响。

    当然，范小青对苏州文化中束缚人的一面也看得很清楚。范小青说，自己的写作跟苏州传统文化的滋养分不开。她自我评价写作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庸”，作品最后总有一点不温不火。“这跟苏州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苏州人很积极进取但是不张扬，很低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性格。”

    在谈到苏州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时，范小青认为，苏州文学作品格局小，切入点比较小，多从小的人物切入。这也未尝不可，但要提升几个境界，才能以小见大。“我一直强调现代意义很重要。只要现代意义存在，人物不在大小。如果不能体现这种意识，小人物就是小人物。对生活的感避，但是要有很高的标准。”范小青说。

    叶弥：曾经义无反顾逃离苏州

    作家叶弥年轻时不大喜欢苏州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不论在文人还是普通百姓身上，都有同样的体现，他们喜欢风花雪月，喜欢悠闲的生活，对国家大事不甚关心。

    外国的、苏北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来到苏州后都慢慢地同化。苏州文化对人们巨大的腐蚀性令叶弥感到不适。

    “我想逃离！”这个隐秘的声音一直存在，为了离开，叶弥嫁到苏北，后来又搬到远离苏州的乡下。然而离开苏州的文化中心，反而有更清醒、更全面甚至更公正的认识：原来自己拒绝的东西一直影响着自己。

    之所以形成现在的苏州文化，自有历史原因。关于苏州从古至今的文化书读了不少，叶弥深知苏州文人躲在自我的天地里寻找精神安慰的深层原因，表面看是沉浸于自我的世界，实际上苏州文人不反抗现实是有传统的。一方面是和现实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寻找到灵魂的出口。

    年纪稍长，叶弥开始思考苏州的文化，更为清楚地认识到苏州文化巨大的辐射性，她想，自己不但不能被它消沉和淹没，更要提炼它的精华，从中吸收文化的影响。她认为不止是苏州文化对作家有这样的影响，所有对家乡文化对作家都有这样的影响。反观苏州历史上的文学创作，她认为苏州的鸳鸯蝴蝶派中没有一个人物站得住脚——结构能站得住脚、文字能站得住脚，小说人物还没有站起来。叶弥说，这一点必须向北方作家学习，学会在文学创作中有真正的自我，要有大的精神空间。她分析自己多年的创作一直“原地踏步”，就是因为对自我、对世界认识不足造成的。近两年，叶弥的创作中呈现出较之以往更多的地域文化。她认为，我们不必把地域文化的解构或是重建当作重要的话题，去地域化或建立地域化，只是作家想在小说中寻找他要表达的思想。地域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灵丹妙药，地域永远只是小说的背景。

    在新长篇中，叶弥有意地把小说背景放在苏南文化上。中国作家在作品背景的选择上有这样的传统，一是生存的背景，二是文化的背景。叶弥找到自己熟悉的地域，这大概是苏州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它是不知不觉地随着小说的行进，随着经验的行进自然而然带入。她把自己所有对文学、对世界的理解，把多年所有的经验积累放在小说里，第一次感觉写作是这么快乐而充满幸福感的事情。

    荆歌：“跑得越远”，越离不开苏州

    和范小青笔下流淌的对苏州浓厚的感情不同，对于6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无论苏童、荆歌还是叶弥，他们对于苏州有着一种共同的逃离。

    “苏州对我来说就是压迫，是束缚。”在这样一个熟视无睹的地方，写作对荆歌来说反而成了背叛。90年代荆歌的创作曾经非常富有活力，但是自新世纪以来，他更多的精力用于写字玩物。

    然而回头一看，他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晚明民国苏州文人那一套”。荆歌说，跑得越远，越发现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

    作为写作个体，荆歌写作时几乎不考虑地域文化，但是血脉上的联系是必然的。写小说，其实就是写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写生活态度，写对生命的一种感受，至于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只是一种烙印，并非作家追求的东西。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作家最初的写作，离地域是非常远的。苏州作家车前子、小海，他们的诗歌里没有地域的符号。这是新一代写作者的价值。

    十年前接触玩物之后，荆歌发现写字画画更考验自己的智慧，也能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曾经写了那么多小说，今天的荆歌已没有特别多的动力认真地把小说写好。“一方面，所谓的才情，想要触摸、要表达的东西，经过那么长的写作历程和实践，再写也是一种重复，甚至无法达到我个人认为的高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我对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写作者今天有什么作为？你想写出怎样的小说？”

    最近两年，荆歌的小说，包括在《收获》上发表的《他日物归谁》和《珠光宝气》，背景都是玩物和收藏。他说：“玩古挤走了写作的时间，它带来了别样的人生况味。有欢乐，有悔恨，有迷惑，有顿悟。”荆歌写一些与收藏有关的笔记，在一些报刊开设相关的专栏，栏目起名为《玩物志》。他特别去掉了“玩物丧志”中的“丧”字。“我是要表明，我的志一直都还在的，没有丧失。”

    可是，强调什么，就是害怕失去什么，荆歌看得很清楚：自己这个文艺老青年，到了该安度晚年的岁数，原来内心还是像有出息的年轻人一样，把“志”看得很重啊！

    这个志，是小说。荆歌说，“玩物还将继续，小说一定在我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我的价值体系中，小说是最有价值的。”

    朱文颖：作家的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

    关于与地域有关的写作，其实有很多层次，从小喝酱汤长大的人，吃生鱼片长大的人，和在一个食物与水果都有着四季极为分明的特色的地方的人，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地域文化的起点。但光是呈现与强调这个特色和起点是不够的。这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方面。

    朱文颖曾仔细分析过莫言与高密的写作关系：莫言的高密其实走过了几个阶段，首先是意识到可以写高密，因为他熟悉高密，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接着，觉得光这样写，不论读者还是自己都会厌倦，所以他接着发展出了一个想象中的高密，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虚构、放大、荒诞、变形，这个高密是莫言重新创造出来的世界，它几乎可以承载一切。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觉得莫言是把人类学运用到小说里去并且获得很大成功的一位作家，当然，这和他本身的个人气质有关系，但对于相对来说仍然视野比较封闭的中国作家来说，仍然多有借鉴之处。”朱文颖说，地域性里也要有普通价值。莫言建造的高密里已经具有了人类情感和生存的普遍价值。

    苏州以及整个江南地区，在整个中国来说，或者更加扩大来说，在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区，苏州这个城市和上海相近的一点就是几乎所有的苏州人都认为苏州的过去是一场梦，作家就更是这样。凡是写苏州的作家，都无法绕开这个思路。上海作家也是这样，因此使得苏州上海的文学多少年里打开不了新的思路。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

    在朱文颖看来，作家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生活的评论家，生活怎么样不是作家可以决定的，但是，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那流逝的岁月却是作家的专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江南的生活还从未被认真书写过。作家要坚决地将自己定格在书写这样的生活的位置上，所谓扩大并不是说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去搜寻写作的素材，只是要求作家能沉入那流逝的岁月和文字当中去，去做新的发现和解说。

    戴来，生活永远在别处

    戴来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州人，可她小说里的苏州意味并不明显。她说，对有些写作者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每一个写作者的生活痕迹不用刻意去写也已经渗透进了他的文字里。

    “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其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无需再去特别强调，或刻意寻找作品里可能呈现出来的地域性特征。这个地方的创作群落力量强大了，它的地域文化自然就会受关注，自然就凸显了。”

    “苏州意味”不明显，不过也不可能一点都没有，比如一些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总会流露在文字里，但和别的苏州作家比，她可能是淡化了的。

    “我是2011年回苏州生活的。回苏州是两个原因，一是，父母年龄大了，他们希望我回来；二是，孩子即将要读初中，而他的户口在苏州，最终参加高考的话还是要回原籍，所以干脆回来读初中。其实对我来说，在哪里生活都一样，反正过的都是小日子，反正我也不大和外面的人打交道。不打交道是没有能力处理各种关系，所以外部的生活环境跟我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此前，戴来随爱人在河南一待就是十来年。回到苏州，生活上的确比在河南舒适、滋润，这里散淡而又温情的朋友关系也更合她的胃口。戴来说，自己大概是一个没有“故乡”概念的人，在河南十几年，会牵挂父母，但少有对故乡的思念。现在年龄大了，她慢慢对传统文化有了兴趣，比如吴文化中的吴门医派和吴门书画，“但认识尚浅，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