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琴女那双冷去的玉手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从高二语文课本上知晓的。给我印象极深的不是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歌，而是燕太子丹置酒华阳之台，宴请荆轲。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为之抚琴。荆轲说：“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荆轲道：“只爱其手耳。”太子即断抚琴女的手，盛以玉盘奉之。

    看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眼前立时浮现出盛在玉盘里的抚琴女那双冷去的玉手，已无血色，僵硬，恐怖……这刹那间的闪念，很快又被荆轲的壮行压倒了。我还是被荆轲的豪壮之气所感染，佩服他视死如归的气概，甚至想作一首长诗予以颂扬，并写出了开头几句：萧萧的北风呵，寒彻的易水，不复还的壮士迎风而去……

    但随着尘海苍茫中的风霜打磨，阅尽种种失去人性的卑鄙行径，我逐渐对荆轲的所为疑惑，反思，厌恶，以至憎恶了。

    秦王是有他的暴烈行为，但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中国。如无秦王，就不会有书同文、车同轨的景象，中国可能至今还处于分裂、争斗之中。而燕太子丹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收买荆轲去刺秦王，恰恰是为了一己私利去阻挡这个大势。到头来只能是螳臂挡车，彻底失败，被自己的故国——燕绑给秦王诛杀。

    太子丹为了达到刺杀秦王的目的，是不讲任何道德的，竟然剁断抚琴女那十指纤纤的玉手以满足荆轲极其病态的要求。荒唐暴虐，有悖人性到了极致。这等残无人道的虐行，与俄国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的“革命”教条不谋而合：“要冷酷对待自己，更要冷酷对待别人”；“应实施歼灭行动，不应有任何恻隐之心，包括对亲人、朋友、爱人”……总之，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以恶易恶，以暴易暴，革命者言行无需道德底线等等。

    出于这种宗旨，选人也是以生性残虐为准，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然而，这种杀人成性者，自己正是怕死的。刚到秦王陛下，就色变振恐，坏了荆轲的大事。

    其实，荆轲的行动即使成功了，刺死了秦王，也阻挡不住秦国统一中国的大势。即使荆轲胜利了，坐上了帝王或权臣的宝座，从他要抚琴女玉手的病态心理和绝无道德底线的人性来看，肯定是一个暴虐无比的刽子手。荆轲刺秦王的举动，无论是从道德来查，还是就策略来看，都一无足取。但是，历史上却一直有文人墨客极力赞美之。淡泊如陶渊明者，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形象。其中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公对荆轲刺秦未成是觉得遗憾的，说“惜哉剑术疏，奇功竟不成！”陶公生活在晋王朝没落的年代，由晋入宋，叛乱相继，杀伐不已，出于对荆轲的误读，他向往荆轲那样的江湖侠骨来铲灭以强凌弱的暴乱政治，倒也思出有因。这一思想，不断在后世显现。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咏道：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而今水犹寒”，和陶公的《咏荆轲》一脉相承。清末大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庵生活的时代同样是鸡鸣不已，难免对荆轲怀着欣赏和惋惜的心情。直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历史剧中依然歌颂荆轲、高渐离等刺客。

    鲁迅先生则不同。他早就憎恨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丧尽人性的残忍，后来认识到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于是又将这憎恨移到永乐身上去了。明初，永乐硬做皇帝，惨杀建文帝的忠臣，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们及其属下的妻女发付教坊，但是，中国历代的士大夫却竭力掩饰这残酷的事实，编造出铁铉女儿献诗而配了士子的故事。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鲁迅晚年真是深刻得令人战栗！他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乃是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文章，窥透了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心理之一斑”。可惜学界至今对此注意得很不够。

    鲁迅先生毕其一生，竭诚奋斗的就是让中国人争得人的价值，结束争夺“一把旧椅子”“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的历史循环，进入人的社会。他对所有残无人性者，无论是造反者，还是统治者，都是憎恨的。而主要将憎恨集中在统治者方面。因为社会的失去人性，关键在权力者那一面。但也告诫被压迫者不可以恶易恶，以暴易暴。他有一句名言：“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到了21世纪的今天，再也不能人云亦云，在陈旧而有害的思维轨道上习惯性地跑马了，须换个思路去反思与内省，不被表面的豪壮之气和美妙说辞所迷惑，深入考虑一下荆轲这种“教人死”也教自己死的举动的目的如何，后果如何，依据的道德底线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