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周翰：规范与标准由他而出

    由杨周翰先生担任首任会长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创立于1985年6月17日，迄今已满30年。杨周翰起初是婉拒会长职务的。据说因早已不教中文系了，怕搞不好，责任太大。但他的《欧洲文学史》名声在外，许汝祉先生等前辈坚持请杨出山，说需要一位有声望的学者领衔这个全国性的大学会。杨先生对学会的贡献主要恰在于学科建设，提出了外国文学史书的规范和标准。

    开会之前，杨先生准备致开幕词内容以征求意见，主题为《我们到底须要文学史家，还是只要文学史匠》。那是有感而发的。原来受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编的《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启发，各种新编外国文学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还送呈杨求作“序”。他看过一些书，颇为不满，故积存了一番怨言。我们几个常务理事（仿佛有徐京安、匡兴）一起商量，感觉不妥，便赶紧劝阻。这不仅因为一个新任会长不宜开言就申斥，还因我国国情特殊，高校类型多，水平不一，不是靠一本通用教科书就够用的。只要不抄袭，有点模仿也无妨，内容各有侧重，适用各自学校的亦可。何况年轻教师们面临评职称，也该有各自的成果。

    杨先生“从善如流”，听后即做，不过仍旧坚持严谨和高标准，改为从正面阐述道理，定题为《关于文学史创作几个问题》。作为开幕词，效果很好。他提出写“信”史为原则，作史应“忠实可信”，不可粗率。选录史料必须“不虚美，不隐恶”，犹如太史公一样公平正义。这是另一条原则。其所谈正是概括他写史的经验。杨先生主编的那本书正是实例。它基本达到了：梳理史料，脉络清楚；点面兼顾，面无遗漏，重点突出；作家作品分等就序，各得其所，叙事从实，不发空论，避免“以论代史”；控制篇幅，适于教学，以免流于历史长编；认真统稿，避免文体参差不齐，或主编不作“主”，教科书变成论文集。总之，严谨、认真的作风使得该书一出便成了同专业的样品，参编者、青年教师们亦从中终身受益。

    关于杨先生严谨、认真的学风还可列举一事为例。新时期伊始，他深知《欧洲文学史》有开风气、作通用教科书的责任，要广泛听取意见，做到精益求精。1978年7-8月，他和责编蒋路先生带领统稿组罗经国和李明滨四人一行用一个半月从北到南去征求各地师生的意见，带着初稿样书下武汉、南京、上海……直至福州、厦门。暑天乘火车（有时还买不到卧铺票），每到一地仅停留三、五天，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这对于两位前辈当然是很疲累的。但是毕竟听到了许多师生，包括一些尊敬的前辈：陈嘉、范存忠、赵瑞蕻、郑朝宗等的宝贵意见，对编订教材大有裨益。而杨先生的学术创作行动也得以影响广泛、垂范后辈。

    杨周翰写史书，综合运用了中外和东西方治文史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学习太史公，而且吸收了苏联学界的经验。他谈到读过阿尼克斯特著《英国文学史纲》（中译1959年出版）的感想，那是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辈编辑孙绳武先生推荐的新书。阿氏（A.A.Aикест,1910年生）属于苏联当代文艺学家，以研究英美文学为重点，著有英美文学史、戏剧史、美学史，包括研究莎士比亚的巨著。杨、孙认为那本英国文学史比英国人自己写的还清楚，而且实用。实际上阿氏的书是当年已形成传统的俄国学院派治学方法的体现。18、19世纪的俄国学院派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历史文化学、历史比较学和心理学三种主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创造了俄国19世纪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繁荣，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当代文艺学。我国50年代也间接接受过。不但《欧洲文学史》的主编，而且参编者36人中泰半接触过，甚至受过苏联文艺学的熏陶，只不过人们不注意其渊源之一是俄国学院派而已。

    举例如它的历史文化学讲究考察作家要关注三个“总体”：其全部作品，其所属流派，其所属时代社会。评价作品要注意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足见写史放在了一个高水平上。笔者甚至觉得，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时的学术讨论分成东方、欧美、俄苏文学三个组，也有苏联专家影响的痕迹。50年代北京师大和东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班毕业近130名教师占领全国中文系和外国文学讲坛，形成了改革后新时期东方、欧美、俄苏文学三分天下的局面。

    杨先生从此对俄国的文艺批评刮目相看。在编辑《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时，他发现自己此前缺选了俄评，特意让我代为选俄国十九世纪那几位名批评家的莎评，以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