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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金岳霖、费孝通等六人收到美国大学的邀请函，作为首批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中国学者，即将奔赴美国访问、讲学。这件事曾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钦点其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五天培训。蒋介石曾分别会见并宴请六位学者，并赠送自己的照片。那么，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是由谁来策划和推动的？
实质性策划人物：费正清
提到二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援助，人们所熟知的往往是经济和军事援助。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美两国之间，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文化交流纽带。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文化援助项目，其中子项目之一便是邀请中国学者赴美考察。中国曾先后派出四批访问学者赴美考察，皆取得显著成就。这一项目的积极推动者则是费正清。
以往学界对于费正清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他的学术研究成就、中美关系，以及学者交往方面，而对于他在战时担任美国战时情报局官员、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期间的工作，以及在文化领域支持方面的研究涉及很少。美国战时情报局是抗日战争史、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织机构，对于该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抗战的关系，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的关注也较为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战时情报局驻华办事处在抗战期间曾以“美国新闻处”名义进行活动。
1941年8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个月，已经在哈佛大学任教五年的费正清被征召到华盛顿情报协调处（美国战时情报局前身，简称OWI）。1942年9月，他以华盛顿驻华代表的身份被该机构派往中国重庆，兼任美国驻华大使克勒伦斯·高斯的特别助理，直接介入对华文化关系交流计划。
在费正清之前，高斯就发现当时生活在重庆的中国学者的悲惨状况，建议给予资助，但未能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积极配合。费正清到任之后，在递交给国务院关于“文化关系策略”的报告中，重申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而扩大文化交流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他认为：为了我们在此的长期利益考虑，我们必须鼓励培养那些具有领导能力，且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中国人。为此，费正清建议：1、将文化关系项目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而不是仅局限于技术援助层次。2、直接从文化关系司派遣人员来执行文化关系项目规划。3、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的研究。文化关系司派遣的官员走访大学并结识教员们。他在此还补充说明：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菲尔德(J.Blofeld)曾于去年进行此项工作，因此美国人应该做得更好。4、将美国的交流学者派往昆明、重庆、成都和桂林的四到五所重点大学开展交流活动。他强调指出：如果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如果美国军队在此进行作战，那么为什么在文化前线不采取行动呢？（《费正清中国回忆录》，P238）
费正清的建议抓住了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心理。之后，他在《费正清看中国》一书中，进一步补充：“学者好比是交往、竞争战略中的前线战士”，学者的文化交往可以使美国完成“对中国尚未完成的革命”（《费正清看中国》，P259）。
当时英国也在和美国争夺对华文化交流的机会，费正清趁此机会，还曾写信给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等人汇报情况，希望能够引起美国的重视，给予中国学者实质性的帮助。费正清在信中表示：“这里的英国人比美国人活跃得多……西南联大的原清华教授们，都是美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在中国学术界处于顶尖，而现在却在精神、肉体两方面都处于饥馑状态。”费正清表示中美之间“思想融通和技术交流同等重要”，“这些在美国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思考、言谈、教书都和我们一致，他们是美国在中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利益。”
为了达到援助战时中国学者的目的，费正清可谓用心良苦。由于费正清的积极争取，美国国务院终于找到对华“互惠性”文化交流的方式，决定邀请中国学者赴美考察。美国对华文化关系交流计划，全称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始于1940年，最初只是针对拉美国家实施。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的国家增加对华关系项目，由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负责落实。1942年1月，对外文化关系司在中国专门设立对华关系处，全面负责战时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中美学者的互换交流是其重点工作之一，包括邀请中国在教育、农业、工程、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精英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
从1943年到1947年，对华关系处与设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开展了紧密的合作，选出26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分四批应邀访美。中共拟派出的4名学者，由于战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最终没有成功出行。第一批的人员中，有金岳霖、费孝通、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等六人。
费正清作为高斯的特别助理，为推进此项目的实施做了大量工作。“到1943年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6位教授前往美国，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学社为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计1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也按同一方针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P231）
费正清1943年12月返美，调往陆军情报局远东部工作。1945年9月他又重返中国，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历时八个月。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是我公开宣布的职务，以这种体面的学者身份，掩护我的另一项任务。”他名义上是为美国新闻处服务，实际上仍然在谋划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的实施。
具体操作的关键人物：费慰梅
费慰梅是费正清的夫人，1942年1月，她是新成立的美国国务院对华关系处的首名职员与筹建者,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华人员交流计划的主要负责人。1942年9月,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费慰梅则继续留在华盛顿工作。中国许多学者都认识费慰梅,1943年到1947年期间，中国派到美国的四批访问学者中，许多人都与她建立了长期的交往关系。
1976年，费慰梅负责撰写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司的官方历史项目《美国对华文化项目：1942-1949》，由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出版。该书记录了美国政府在1942到1949年期间，所开展的对华文化外交的有关情况；对华文化项目的起源与各个阶段的发展历史，其中包括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早期工作；以及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文化接触等方面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中美政府间文化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由于费慰梅处事极为低调，书中“几乎没有提及自己，更不用说她创建大使馆文化处取得的功绩。”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如是评价。
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翻译过她的论文,她最后的著作《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也已译成中文，1997年由中国文联公司出版。但是,如果在查阅已经出版的书籍，或者是在互联网上检索“费慰梅”三个字,就会发现前面总有“费正清的夫人”、“林徽因的朋友”这样的定语。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作为配角出现的费慰梅的一个侧影。
1909年,费慰梅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剑桥。她小时候的家现在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所在地，她去世时的家环抱在哈佛小广场以南的学生公寓之间。费慰梅自小爱好绘画，1931年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艺术系毕业后，于1932年6月到达北京，和费正清租住在西总部胡同21号。这栋房子很快见证了费正清与费慰梅的婚礼。
1943年，费慰梅受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指派来到中国昆明，追踪调查美国庚款贷款留洋学生的学习、工作状况。当她在昆明的“魁阁”地区，看到聚居在这里的中国学者费孝通等人，目睹他们如何工作和生活的感人一幕，她特别赏识费孝通的努力，与他成为相知的朋友。
费孝通当时任教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是在燕大老师吴文藻的规划下于1938年建立的。1939年，在吴的努力下云大和燕大合作成立社会学研究站，费孝通主持研究站工作，开展社会学调查。当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在费孝通的引领下，聚集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人，写作和出版了一系列有价值和分量的作品，作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很快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三层小楼的“魁阁”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高大地标。
费慰梅积极向美国政府推荐“费孝通是一位可以读懂中国和美国的学者。”美国科学界向来有很大的倾向性，推荐人一致用大量热情的语言宣扬费孝通，美国政府很快就接纳了这位中国学者。费孝通到达美国之后，一直与费慰梅保持着通信往来，将学术交往的得失及时向费慰梅通报。费孝通到达美国的初期，还曾在费正清、费慰梅的家中居住过。
1945年5月,费慰梅正式以美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到达重庆。当时，她与费正清在北京时期结识的朋友，康奈尔大学的汉学家毕乃德教授（KnightBiggerstaff）也在大使馆，负责中方的联络工作。在大使馆工作期间，毕乃德为费慰梅提供了很多帮助，使她能迅速建立起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中国分部。
1945年11月，费慰梅带着尚有墨香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专程到重庆拜访了老舍，向他透露了美国国务院邀请他作为第四批访美人员的信息。第四批赴美学者并不限于科研机构，还邀请了若干文艺界人人士，文学家老舍、剧作家曹禺、漫画家叶浅予及夫人，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均名列其中。
1946年，马歇尔赴华负责调停国共矛盾，费慰梅建议趁此机会邀请解放区的学者赴美考察，马歇尔表示赞同。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6月4日，马歇尔与费正清、费慰梅等人亲赴张家口。中共对此计划较为积极，并选出四名学者：周扬、欧阳山尊、聂春荣和陈凌风。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共产党学者申请的护照皆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但是，中共方面对于费正清、费慰梅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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