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

    祖父名儒昌，字聘卿。街面上的人说起来，总是说韩聘卿，少有说韩儒昌的。说一个让人敬重的人，老辈人讲究说字。当然，得那个人有名也有字。

    三十多年前，我写作上出了点名，有次回老家从街上走过，听背后两个老人议论，一个说，过去的窝（那）娃成了作家啦，另一个问窝（那）谁家的，回说原来百货上韩聘卿的二孙子，另一个当即噢了一声，大声说：

    “聘卿的孙子吗，没索（什么）说的！”

    意思是，韩聘卿的孙子成了作家，没什么奇怪的。顺便说一下，我家在一个旧县城里，因此才有街面上的说法。

    祖父是1906年生人。具体日子是农历九月初一。我父亲是1925年生人。我上面有个哥哥，1944年生人。也就是说，解放前的几十年间，我家都是每十九年就有了下一代人。结婚早，得子也早，比如我父亲和母亲结婚时，都是十五岁。这样的人家，多半殷实富足，解放后通常定为地主或是富农。我家的成分，就是富农。好在没有戴帽子的，父亲部队转业后，在山东德州劳改队当管理干部，祖父在街上百货公司且是负责人。

    听了街上人的议论，我真想回过身，给两位老人家作个揖，不是为我，是为我那早已去世的祖父。

    我所以这样感谢祖父，不止是通常意义上的孝顺之心，追怀思远之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祖父曾给过切实的指引，用他的事功，用他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我现在所以有这么点成绩，全是拜他老人家的恩德之所赐。

    1962年，我考上当时晋南地区最有名的康杰中学（高中部）。这里的康杰，不是吉祥语，是人名。革命烈士，也是个教育家。夏天还没有入学，晚上在院子里歇凉，祖父给我讲起康杰这个人，说此人姓嘉，是夏县城里大财主家的孩子，早年上北大，又去日本留学。那时候提倡教育救国，就跟他的几个同学回国，在运城办了个河东中学。又要办学，又要留学，采取的办法是，今年这几个回国教书，明年去日本念书，那几个再回来教书。他就上过河东中学，康杰给他们讲过课。这个人口才极好，讲起课口若悬河，嘴角挂着白沫都顾不上擦。可惜的是，他没有念完，到二年级时，这一带遇上瘟疫，他哥哥去世了，曾祖父无心理家，将他叫回来料理家务，再也没有出去，当了小学教员。解放后开了家颜料店，公私合营后，成为县商业局的正式职工，委派为临晋百货公司的负责人。

    爷爷在康杰办的中学里念过书，这成为我高中三年间，想起来就来劲的事儿。爷爷没有念完，且看我的吧。

    三年后，1965年，我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

    入学后两个星期吧，一天有人说，系主任许预甲先生叫我去一下系办公室。去了许主任问，你是韩家场的吧，说是的，说他是许家庄的。我知道，许家庄在我们村北边，相距一里多地。又问，韩家场有个叫韩儒兴的，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他噢了一声，说了两句勉励的话就让我走了。过年回到家里，跟祖父说起这件事，且说了许主任的名字。祖父说，韩儒兴是他的哥哥，闹瘟疫那年死了，上小学时，与许预甲是同班同学，两个人，这次你考第一，下次他考第一，不分上下。许家的家境要好些，他的伯父许建观，举人出身，民国初年当过雁门道的道尹，现在大同某寺庙的正梁上，还有他伯父的名字。又说许预甲后来上了北京大学，天分高，学习好，只是不知他当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那年高考，政审是很严的，少有出身不好的人上了大学。但也有个政策，就是每个系，可以收一两个出身不好的考生，比例是百分之五。我们班三十个人，收了两个。我总觉得，这两个学生，都是许主任亲自定的。另一个同学叫乔象宏，他父亲叫乔鹤仙，河津人，早年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祖父没有活到改革开放。1966年被遣送回乡，1970年含冤去世。

    我弟兄六个，我受祖父的影响要大些。这主要是，在我上大学之前，祖父一直工作，经常给我鼓励，给我资助。我爱买书的毛病，就是因为手里钱多而惯下的。

    祖父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爱写毛笔字。

    几十年后，我为祖父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父母去世后建碑楼时，征得几个弟弟同意，给祖父母也建了一个，碑额上的四个篆字，系请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所书，道是：“品清节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