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基因文化”

    周思源著《中国文化史论纲》是一部个性鲜明并富有启迪性与前瞻性的力作。全书仅22万字，显示出高超的概括能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该书通过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脉络的疏理，总结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即中国文化的原生性、主体性、完整性、和平性与独立自主的民族心理。并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古代华夏文明的内吸式壮大过程，使它具有特别突出的宽容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吸收与变通能力”（该书20页），因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基因文化”。所谓“多基因文化”，既指华夏族文化与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养料，又指自东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佛道文化为两翼的格局，故“融合各家之长是古代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一大原因”（184页）。二是“自古以来统一始终是各民族共同的伟大目标”（35页），因而“重视和追求全国统一的精神不断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同上27页）。

    以往的中国文化史，几乎都不涉及现代，都只能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而本书则综论古今，完整地勾勒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作者立足现实，放眼世界，瞻望未来，一方面通过对中华文化基本特征的概括，论证中华文化之所以长期繁荣、历五千年而不中断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为中华文化今后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则严格审视中华文化的弱点。这些弱点，一是“将‘圣人’绝对化，向后看，重视继承而忽视创新”；二是“推崇中庸之道，忽视竞争与突出，缺乏活性因子”；三是“不重视个人的权利与作用，缺乏刚性精神”；四是“偏重于浓缩性、整体性和感悟，缺乏穷究意识与严密的逻辑思维”。

    本书在总结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剖析其优劣的基础上，大胆“探讨它在新世纪的科学走向”，并提出了“构建中国新的先进文化体系”的建议。本书首先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认为它是“五千年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转折点”（147页），它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并吸收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西方先进文化，形成了中国新的文化传统。

    其次，本书具体分析了儒、佛、道三种文化的优劣，既肯定了这三种文化对我国现在与今后建设新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强调：“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主导思想”（167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是‘礼’，其实质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故“儒学最大的缺点是不能提供一种产生活力的机制”（172页）。

    然后，本书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与理论探索，从而提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外来文化中国化，三者不断取长补短，融合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185页）我以为，历史将证明：这是现今中国文化发展正确的方向。

    本书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对事，不虚美，不隐恶。比如，对那个因焚书坑儒而恶名昭著的秦始皇，本书则着力肯定了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政策和创建郡县制的伟大历史功绩，强调“没有‘书同文字’就不会有中华民族”（57—58页）。又如对旧史称为“五胡乱华”的北朝，本书则从民族大融合的角度，给予了应有的历史评价。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夷夏共祖，强调本民族和华夏族（汉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76页）。因此，“少数民族主动以汉文化指导王朝建设”（74页），而“推动民族融合的主导力量则是少数民族的领袖们”（75页），故本书赞扬了前秦苻坚、北魏冯太后、孝文帝及鲜卑宇文氏的历史功绩，肯定他们“为隋唐实现中国南北大统一和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0页）。

    当今中国学界，浮躁之风见长，而沉实之气不足。本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不追风，不媚俗，而能自辟蹊径，独标逸韵。比如，有些学者大力颂扬康雍乾“盛世”，而本书却指出：康雍乾时“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度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与民族精神，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130页），从而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埋下了祸根。又如当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之时，世界出现了所谓“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本书则提醒我们：“应当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实力有清醒而客观的认识。”（219页）作者进而指出：“从文化的经济基础与综合实力来看，中国文化在21世纪还难以承担世界文化的主角”（225页），“但一定会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占有自己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238页）。我以为，这种清醒的判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

    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这说的虽然是文学创作的技巧，但也适用于学术著作的撰写。周思源先生显然精通此此道，故本书几乎每一章节都有警策。如谓“‘炎黄子孙’不是一个血统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35页），此言深中肯綮。又如“中国文化从它的源头华夏文化开始就是一种内吸式凝聚型文化”（19页），可谓一语破的。又如“出现‘百家’并不难”，“难的是允许‘鸣’和‘争’，提倡‘争’，平等地‘争’”（40页），对此，凡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谓“百家争鸣”、至今仍心有余悸的文化人，当有切肤之痛，因而会认同这实在是济世的良方。

    中国历代的哲人，大多善于运用浅显而生动的比喻，揭示深刻而复杂的义理。本书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如谓“南宋的中国文明相当于喜马拉雅山，而当时的西方文明也许只能算是几百米上千米的山岭。但是中国人正从珠穆朗玛峰往下走，欧洲人却在努力攀登，高下位置的互换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108页）。这下山与上山之喻，形象地展示了十二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及其后果。

    当然，金无足赤。我觉得：本书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汉唐文化的灿烂辉煌，论述尚嫌不足，若能进一步充实这方面的内容，当使本书更加丰满，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