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世异。中国社会认知中的犹太人形象,也一直以某种脸谱化的方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转换。在一个财富迅猛扩张的时代,犹太人的财富传奇也自然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和津津乐道。各种各样关于犹太人如何成功、如何致富的著述令人眼花缭乱。解码犹太人的“财商”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对犹太人“财商”的关注,与西方社会一个世纪前的情形相似。尽管多少都带有“刻板印象”的成分,但犹太人的“财商”在当时西方社会引起强烈的嫉恨和反犹情绪,而当今中国民众则明显带有一种“师夷长技”的正面积极态度。当今中国出版的关于犹太人“财商”的著述,许多带有浓厚的“探奇寻宝”色彩。而桑巴特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则是一个世纪前西方社会对犹太人的“财商”进行严肃学术分析的扛鼎之作,体现出德国学者的严谨。与桑巴特同时代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伦理的视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行了解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成为经典之作,获得巨大赞誉。沿着韦伯的思路,桑巴特将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文化解释学应用到了犹太人身上。
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首先论析了犹太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在他看来,“没有犹太人,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犹太人大规模的迁移,是经济中心从南欧转移至北欧的关键。犹太人是当时欧洲国际贸易的主要控制者,此种地位遍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和奢侈品贸易。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城邦遭受迫害和驱逐,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城邦的经济衰落。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则以其自由开放吸纳了大量的犹太难民而迅速繁荣。
其二,犹太人是殖民开拓的关键力量。
其三,犹太人是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关键力量。“犹太人和统治者并肩走过历史学家所谓的现代。”在战争频仍的现代早期,他们是各国统治者主要的军需供应商。他们以“宫廷犹太人”身份,成为许多西欧国家统治者的主要财政专家,甚至“国家信用的支柱”。
其四,犹太人是西方现代早期金融体系的主要建立者和控制者。他们发展起了汇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市场体系,制定了早期的相关规章制度,掌控着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伦敦、汉堡等金融中心的证券市场。
其五,犹太人也是现代早期自由资本主义观念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当时基督徒所不齿的“薄利多销”、“压价出售”、为商品做广告和包装、主动“追逐顾客”、“分期付款”等营销方式,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实践,冲破了基督教世界传统守旧的经贸规范和经济秩序。
桑巴特在书中努力揭示犹太人能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挥关键角色的主客观条件。
在客观方面,犹太人全世界大流散的一个不经意的结果就是分散落脚在各个经济中心并扎根定居,这有利于建立和扩展跨国商业链、获取信息、开拓货源、提升国际交往能力等。犹太人在客居地作为永恒“外来者”的身份,使他们学会快速适应环境,愿意更加积极地在新环境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犹太人在公民身份和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状态,阻碍了犹太人进入客居国公共生活的道路,反使他们集中精力于商业和金融事业,并以之赢得尊重和权利。
在主观方面,桑巴特在犹太宗教中发掘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要素。在他看来,犹太教更加符合韦伯所称的清教主义,塑造了犹太人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
第一,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和理性主义造就了合理化生活。犹太教崇尚律法,对神秘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犹太教中的“义”就意味着要在生活中严格遵循律法。此种外在律法主义的内化,导致犹太人生活的合理化和去自然化。犹太教并不无视人的动物本能,但要求人在生活中遵从律法以节制自然激情和欲望,用深思熟虑的行动替代一时冲动,以塑造节制有度的人。这种入世的禁欲主义有利于造就清醒、节制和虔诚的企业家品质,有利于支撑一种纯洁稳定的家庭生活,并使男性能在约束性欲的同时将大量剩余精力转向追逐利润。
第二,神—人“契约观”所支持的“财富福佑论”。犹太教所确立的神—人契约观念在神—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奖惩观,完成上帝所期许的要求就可以在现世获得奖励,违背上帝的期许会受到惩罚。而现世能否获得财富正是是否为神所喜悦的重要标志。基督教的《新约》严厉批评富足而颂扬贫穷,而《旧约》却时常赞美富足。犹太人在经济获得上从来没有类似基督教义的障碍。
第三,犹太教维持“犹太人”与“外邦人”间的隔离,使犹太人倾向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自我优越感和内外隔离的体制,一方面加强了犹太人群体的内部纽带,另一方面,则使犹太人在与外邦人开展经贸往来时在商业道德上变得灵活和自由,这符合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自由贸易和产业自由精神。
桑巴特在一个世纪前的洞见并未过时。当今的犹太人仍然是世界经济舞台上一支引人关注的力量。历经两千年流散而获得新生的以色列,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安全环境下,仍然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创业国家”和“创新国度”。犹太人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创新事业的前沿,并在全球的金融、影视和高新技术产业中执掌“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