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高莽说到的草婴的翻译——多少遍打磨达到中国人理解的程度，这当然是用心的了，但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翻译态度，不是一种翻译风格。我是不大用翻译家风格这个词，因为翻译家不应该有一种风格，翻译家的风格应该是原作者的风格。翻译家只固定用一种风格，除非你永远能找到吻合你气质的原作家，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草婴同时也翻译托尔斯泰，也翻译莱蒙托夫，这两者的语言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刘文飞日前接受媒体采访谈及前辈翻译家草婴的翻译时说（《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10月31日，《刘文飞谈俄国文学翻译：我从来没有悲观过》）。

    我也不认为新文化史只是处理碎片化的东西，只是做声色犬马的研究。其实，文化史的很多先驱，他们做的一些看似非常具体的题目，背后都有非常大的关怀，要解决非常大的问题。比如早期研究印刷史，其目的是要讲清楚欧洲的知识普及，知识是如何超越教会，从而形成独立的知识阶层，最终知识超越了神学，真理取代了宗教。再比如，有的学者研究火药在欧洲的使用，反映的是欧洲的国王军队越来越强大，大到足以与教皇相对抗。

    所以，很多枝节的问题，也能提升为一个大的主题，反映出大的历史背景。

    ——前不久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关于思想史、文化史在东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嬗变和消长等话题的讲座，历史学者葛兆光这样看待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1月1日，《黄进兴、李孝悌、葛兆光谈思想史研究的趋向》）。

    就算对现代文学标杆“唐弢版”如数家珍，读“十五讲”，仍会被作者的全新设定吸引——其中它最重要的，是它将“清末民初文学生态”作为统领全书的纲要，它“从文章学、从文学的角度进入那段历史，审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生存状况，发现那时候人们的汉语表达”，并将些与民国文学勾连成一泓大湖，就此分列新文学、旧派小说、旧诗词、新诗、学人笔记、梨园文化、左派小说等完全有别于惯常左翼视角的文化生态视点，如此，民国文学久被割裂的生态脉象被小心翼翼重新接续——这接续让那些貌似熟知的作家、作品忽然陌生，忽然新鲜，忽然妙趣横生。

    ——书评人黄集伟在《民国班来了拨新同学》一文中评论孙郁新作《民国文学十五讲》（《北京青年报》“青阅读”201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