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完备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国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上世纪30年代初，虽然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但学校体育工作仍然缺乏规范和明确的教学内容，加上师资匮乏，因此这一时期体育课教学常常各行其是。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郝更生指出“目前体育教材，纷乱万分，一任教者各自为政”，他认为中学体育教材陈旧且散漫，小学教材陈旧而死板，应当积极改进和改良。

    1934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召开编写会议，决定根据1932年的体育课程标准来编写《中小学校体育教授细目》，并聘请时任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科主任吴蕴瑞担任主编。经过吴蕴瑞、陈奎生、吴澄等编者的努力，《初中男生体育教授细目》（共3册）于1934年8月首先由上海勤奋书局印制出版，1936年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高中男生体育教授细目》（共6册）和《初中女生体育教授细目》（共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小学体育教授细目》（共4册）由上海勤奋书局印制出版，而《高中女生体育教授细目》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吴蕴瑞是我国著名的体育家，江苏江阴人。他于192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学习，1927年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师从美国著名体育教育家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是美国体育理论界的权威，近代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主要倡导人。毕业后，吴蕴瑞到英、法、德等国考察学校体育，与各地学者专家进行交流，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其体育思想。回国后，他于1929年出版了《运动学》，于1933年出版了《体育原理》（与袁敦礼合著）和《体育教学法》等著作，这标志着其体育教学思想的构建已初步完成。此后他不断完善其体育教育思想，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实践之中，让其体育教育思想和学识真正地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体育教师提高教育质量、为广大学生健康成长发挥作用。其中，担任中小学教材细目的主编，为全国的中小学体育教师编写一套统一的体育教材则可算得上是一项重要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编写一套适合全国学校的体育教材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因此吴蕴瑞在该书前言中也指出：“以吾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各省体育程度之不齐，南北气候之差别，以及地势高低之迥异，欲求一适于全国之教授细目，则又戛戛乎其难矣。本书编辑之宗旨，其一在供给新颖之教材；其二在树立体育教授之标准、使由小学至高中有由浅入深，循序前进之教材，以免从前漫无标准之弊；其三在予全国以试验之材料，俾主编者他日依据各方试验之结果，逐渐修改，以得一全国适用之本，初非敢谓此即为全国适用之书，各级学校，须一一照教也。”这套教材及其所依据的课程标准包括了中小学体育课程教学的各个方面，范围之广，规定之细，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吴蕴瑞等学者迫切帮助全国广大体育教师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的愿望和设想。

    这套教材为了方便中小学教师使用，采用了独特的教材体例形式以适应体育课教学的需要。根据当时的中学校历，每学期20个教学周，每周3节体育课，每节体育课50分钟。因此教材编写者规定每节课点名热身体操及放松花费10分钟，而其余40分钟则分为两个“单元”分别安排相应的内容进行教学。那么每周就有了6个“单元”（现在的小学体育课中，仍然有类似的安排，称为1课次，而不是用单元），根据有关要求中学应安排1/6的时间进行国术教学，因此就安排其中1个单元进行国术教学，由中央国术馆来设计和提供教学内容，而这本教材则分学期，按周次，每周提供5个单元的教学内容。在排列这些内容时，教材编者根据教材的难易程度和复杂程度，有的内容安排为一次性完成，有的内容则要适当重复，或逐步加深和提高，甚至在不同学段反复出现。该套教材在教学内容的排列上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较强的科学性，各项教材的比例随学生年龄、性别的不同都有针对性的安排，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升高，游戏类教材逐渐减少，而球类、田径类和器械体操类教材逐渐增加。此外，教材还具有一定的弹性，在例言中特别提示到：“每星期之教材共为5单元，可以随天气设备之情形，更改前后次序。本书教材除游戏外，各项教材，先后有一定系统，难易有一定顺序，非遇不得已时，每项之前后次序，勿宜颠倒。”这样编排，使得体育教师有了可遵循的、明确的教学内容，而且按周和课次编排，使用上非常便利，如学校能认真执行还可遏止“放羊式”教学。因此该套教材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较完备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它的出版推动了中国中小学体育教材的建设和发展。

    吴蕴瑞主张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并将身心视为一体，他认为“体育之意义，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他坚持身心一元论，强调“吾人之所谓体育者,乃为人之整个机体之教育”。他尊重儿童的地位,认为“活动之选择,须视儿童之需要,须合儿童之兴趣”，但他反对一味的“儿童中心论”，他指出若一味地盲从儿童的兴趣，“不但有害于儿童之道德,且有损于智力”。他还认为体育学习有三种：（1）技能的学习，（2）相关的学习(AssociatiedLeaning)，（3）随同的学习(ConmitantLean⁃ing)。其中技能学习指示的是身体练习的特征，相关的学习强调的是体育知识技能和方法学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随同的学习即各种态度的培养,主要是情感控制、道德养成、社会交际能力培养。这些带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观点在教材的编写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在内容的选择上，该套教材摒弃了呆板、枯燥的兵式体操的训练，减少了基本体操的内容，而是加大了游戏、球类、基本身体活动等内容。在小学体育教授细目中提供的教材内容主要有：游戏、韵律活动、基本体操（含模仿动作等）、垫上运动、球类运动、田径运动以及远足与登山、游泳等内容；初中男生体育教授细目中提供的教材内容主要有：游戏、球类运动、田径运动、器械运动（含机巧运动、木马、双杠等）等，并附有游泳教材（供有条件学校选用），而初中女生体育教授细目中提供的教材内容增加了韵律活动及和缓运动（供不宜于激烈运动者选修）；高中男生体育教授细目包含有：健身操、球类运动、田径、游戏、游泳等内容。

    在每个“单元”学习过程的设计上，除了“攻守法”等格斗内容以外，教材没有突出对每项动作技术的技术细节进行过多的说明，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练习或游戏来激发学生兴趣，引领学生主动学习和提高。例如：在初二男生第五星期的垒球课教材中设计了一个垒球掷接的练习活动。让学生围成一圈，安排队长在圆心向每个学生掷出垒球，并要求根据圈上各位学生的接球能力确定投球的力度。并强调，刚开始时应由教师或能力出众的学生来当队长。其理由是：“（1）示范使学生模仿；（2）得随学生之程度，而用力不同；（3）使学生信仰；（4）增进学生兴趣。”此后还设计了多种改变规则的游戏，如轮流当队长、增大圆圈、接球失败时替换队长等游戏方法，保持和激发学生的练习兴趣。该套教材中所设计的练习内容大多贴近学生生活和实际能力，对教师如何引领学生练习和改变规则都有很多提示，能够让学生在不同的游戏和练习规则下体验、掌握和提高动作技术并用于实践。这正体现实用主义所倡导的“做中学”的教育思想。

    该套教材除了体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体育思想外，也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在1934年1月15日的编写会议中根据当时的国家形势对课程目标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强调要养成“国防上所需要之运动技能”，并要“培养爱国的公民，以作复兴民族，御侮抗敌的准备”。在内容上也选用了一些适应战争时期需要的身体锻炼的方法，例如在初中三年级安排了“护身活动”的内容，主要教授“各国娴用之徒手攻守之方法”；在高中年级安排了“攻守法”的内容，所谓“攻守是和敌人争斗的时候,不拿武器能救全自己生命的一种方法,利用自己的机巧力量和手法,去诱用敌人的力量。并且使自己的力量发生最大的功效,藉以战胜敌人而求得自身的安全。”其训练的效果，可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的方面，一方面是外的方面，内的方面是指精神上的修养，外的方面是指身体的训练”。

    作为一套面向全国的新编体育教材，社会上对它的评价虽然以正面为主，但也仍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批评有些针对教材本身，例如，有人认为教材在安全性上需要加强，还有人认为教材难以适应全国各地教师的不同需求，应该有一定的弹性和选择性；但更多的批评是针对实施情况的，例如有人提出学校不重视、缺乏师资、学生差异较大，还有人指出中学的课时从原定的每周三课时改为了两课时，这个教材细目就没法完成了，等等。这些批评从一个侧面表明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编写的很多体育教材,都仅仅只是停留在文本上，很难在学校中得到真正的实施。而该套教材编写完成后一年就面临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局面，正常的体育教学和教材印制都难以得到保障，这些原因都使得这套教材没能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和进一步的完善。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体育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