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读哲学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哲学，这是一门令人皱眉头的学问。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因为我不是什么大学教授或人文学科的研究员，只是一个普通人。

    童年在长沙度过，受青少年毛泽东读书故事的影响，我对爱晚亭十分向往。小学时，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了岳麓山，在爱晚亭边坐下来，从书包里拿出《共产党宣言》读，“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我读不懂，但那天坚持读了那本小册子的一半。

    我17岁当工人，在离家100多公里的工厂里几乎找不到什么书读。有些技术员因为读过大学，也读了一些小说，只好请他们给我讲“书”。每次回长沙，我就找同学借书看。记得借过一本雨果的《笑面人》，我把书带回工厂，放在宿舍里，却被人偷走了。回长沙后，向同学道歉，同学怒吼：“你赔都赔不起，哪去买！”从那以后，我就盼望着什么时候能有我喜欢的书买，要把工资的一半都买书。上世纪70年代末，大量文学作品出版了。父亲当时在单位的上海驻站工作，他大清早去新华书店排队，给我买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我如获至宝。上班之余，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用来读书，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我至今怀有对父亲帮我买书的感恩之情。

    1977年底，我拿到结婚证当天，别人告诉我可以参加高考。我和妻子商量，要考哲学系，那时我已读过《老子》《庄子》《孟子》等。妻子反对，因为儿子已经在她肚子里了。妻子说，读书不只有上大学一条路，你可以自学。我听了这话，想起10多年的读书自学经历，放弃了高考机会。后来，我和妻子同时自学获大专文凭。工作之余，我一直没有放弃读哲学的机会，收集哲学书籍。

    记得长沙有个中年人，在文革前的古旧书店购得1959年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卷）》，我非常喜欢那本书，要他转让给我。他60年代买这本书花2元多钱，我愿意出同一价钱。那时这些钱可以买三斤多猪肉啊！他犹豫好久，终于答应。我拿到书后，兴奋得一夜没睡，马上就读这位哲学家的“幸福论”这篇论文。这是我读的第一篇伦理学文献，至今对我有深刻的影响。90年代以后，哲学书的出版迎来了辉煌，我开始大量地读，包括古今中外的名家，也包括美学、伦理学、文化哲学。康德、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大师的书我没有完全读懂，但愿意慢慢去啃，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对中华文明传统思想大师的学习，特别是先秦诸子的著作。读这些大师们的作品，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

    退休后，我有了大量时间，苦思我的退休生活怎么过，尽管我可以去学画画书法，去学唱歌跳舞，但都被我自己否定了。有那么多时间，为何不认真去读一点哲学呢？于是，我每天读三、四小时以上哲学书籍。我从来不读那种人生指导的畅销书，也不读职场生存哲学之类，只读原著，还读一些国内外学者主编的思想史、哲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等。曾有人问我，你都60多岁了，读哲学书有什么用？我回答不上来，但心里明白，书不是为了“有用”才读的。真正懂得读书有什么用的，只有读书人自己，那就是为你这一生的价值体验找一个参照系。比如说尊敬老年人，我在一篇论文中写到的：敬老文化从本质说，就是“尊重老年人的生活要求，尊重老年人的生活选择，尊重老年人的生命权力。所以，我们说敬老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关怀，敬老是一种敬重生命的文明品质”。

    我常常想，为什么古人把人的一生用60年画个框框？花甲是不是一个人生活的“轮回”？是不是可以说，60年以后，人可以从头再来？可以忘掉人生的一切成败得失，让生命的意义真正绽放出来？从这一点来说，花甲之年读哲学，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徘徊过、思考过，但会坚持读下去。

    我的退休生活，除了读书，还用我自学的电脑知识在老年大学担任电脑教师，参与老龄科学研究和老年教育理论研究。不到四年时间内，在各级学术理论刊物发表论文15篇，今年参与了厦门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厦门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项目，我是我申请的项目惟一撰稿人。几年来，我的论文多次被高校学者或研究生撰写论文所引用，或作为参考文献注明文后或书后。2014年，我的论文《敬老文化的本质是对人的生命关怀》获得了由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全国敬老文化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是10篇一等奖获奖者中唯一没有任何教授、研究员职称背景的作者。在北京，当我走上领奖时，面对台上台下众多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真想说一句，能和你们共聚一堂，站在一起，是因为我60多岁还在读书，还在读我心中神圣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