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的世界

    很多年前，我不太关注文学，但已多少知道一点邱华栋。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有了一些新兴建筑，像建国门外的咖啡色的荣毅仁大厦，米色的长富宫，赛特，新城市风景线已崛起，加上立交桥，还有新兴的亮马河一带，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五光十色，让我这个北京人对这个新北京有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异物感，很难进入理解、感受、分析、描述范畴。这是一个异质的北京，异乡的北京，身体之外的北京，接受、新鲜，又排斥，甚至恐惧。我知道它的意义，但又觉得和自己是两码事，我觉得很多人跟我的感觉一样。但是偶尔我看到邱华栋描述了它们，它们那么陌生、沉重、异物感，但邱华栋却轻松并且漂亮地勾勒了它们。那种笔触和描写是前所未有的，老舍笔下没有，王蒙、陈建功、汪曾祺、王朔笔下没有。不可能有，它们刚出现，但是被邱华栋写出了。说实话当时我简直有点嫉妒这家伙：这是我打小生活的北京，怎么让他写了？它再新也是我的。可又一想：我能写吗？我描述胡同可以，描述那些新兴的本质上是摧毁我的大家伙不可能，再放那儿多少年都不可能。

    华栋后来的写作正是沿着北京的世界性走的，最近新版的“北京时间”系列四部《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均写于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头十年，均有有一种世界性气息扑面而来，又感到一种让我惊讶的陌生。这种陌生不由得让我深思到两个问题，一是当初阅读这些作品为什么没有今天感觉这样强烈？那么离当下生活比较近的作品是否本身需要时间？放得旧一点反而有一种时间的香气？当然仅仅这点还不够，还要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新视野与新的阅读的因素。这四部作品，特别是《白昼的喘息》与《教授的黄昏》让我鲜明地想到智利作家波拉尼奥，想到《2666》与《荒野侦探》。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我们看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因缘关系往往是由时间差决定的，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基本差着年代，某种相似性天然被视为借鉴或学习，而华栋与波拉尼奥既是隔绝的，又是共时的，至少波拉尼奥的作品近年才介绍到中国。相似又共时，这又是北京世界性的一个表征，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唯九十年代后。

    波拉尼奥是我近年特别心仪的作家，过去我对拉美文学一直停留在魔幻现实主义那批作家，似乎他们难以超越，但是对我而言波拉尼奥终结了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那批魔幻作家。首先，魔幻现实主义之后拉美是否还有超越性的作家？有，就是波拉尼奥。另外魔幻现实主义是五六十年代的事，离当代的语境太远，那么对当下的“当代性”文学怎么面对呢？作为与我们同时代的作家波拉尼奥走出了一条路，至少我感觉在波拉奥这里，文学又向前发展了。在如何处理当代经验上魔幻现实主义已不能给我们直接的启发，和我们不是在一个共同的“场”里，但波拉尼奥让我感到了某种共时的“场”，共同的“场”，启发特别直接，也特别让当代作家感到自信。让我没想到的是，时隔几年，当我重读邱华栋的北京系列，一种波拉尼奥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也是邱华栋让我感到的陌生的原因之一。

    邱华栋的《白昼的喘息》写于1995年，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中活跃在北京的一批流浪艺术家，写作时间与作品时间几乎重合，非常当下。小说讲述了这些有文学和艺术理想又放浪形骸的边缘人的生活，他们在急剧变化的都市中追寻成功，经历困顿、挫折、思索，作品洋溢着强劲而粗砺的生命气息与荷尔蒙的混乱，尽管采用了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手法。非常巧的是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也是写了一批诗人艺术家，作品展现了现代社会里一个特殊群落——压在文学金字塔最底端、为文学崇拜充当庞大基数的一大坨无名文学青年，他们的梦想与腥臊共存、热忱与窘迫并举，小说既有惊人的文学知识吞吐量，又表现了巨大的不靠谱能量的混乱生活的全貌。

    邱华栋创作于2008年的《教授的黄昏》，描述了最有代表性的两类知识分子生活，特别创意的是通过一个文学教授的眼睛来打量一个经济学教授的生活，又通过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婚姻变化，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往往具有颠覆性的激烈变动。这部小说的开头写了一个大型的经济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研讨会，有趣的是波拉尼奥死后才出版的他的最负盛名的《2666》，同样写了几个人文知识分子，同样写了研讨会。以我的经验，会议是最难进入文学叙事的，因为它太格式化，太无趣，太让人容易昏昏欲睡，但让我惊讶的改变了我的观念的是波拉尼奥竟然把会议文件、论文、发言、场面写得生气勃勃，津津有味，也就是说波拉尼奥那里没有什么是不能叙述的，甚至对一封信的叙述对一篇论文的叙述也可以成为整章小说。波拉尼奥在叙述上有一种野性的力量，无所顾忌，没有任何清规戒律，一切都可叙述，这便是波拉尼奥的当代性，带给文学的新进展。

    而我们的邱华栋在《教授的黄昏》在《正午的供词》在《白昼的喘息》甚至在反映乏味中产生活的《花儿与黎明》中，同样有一种野性的叙述力量，没有什么是华栋不敢叙述的。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正午的供词》这部小说，它发表于2000年，表面上叙述了一导演和一个女明星的故事，实际上这不过是类似许多纯文学借助“侦探”概念构助小说一样，不过是个壳。这部小说的激进叙述行为堪称“文学的装置”艺术行为，没有什么是不能叙述的，小说将报告、文件、日记、散文、诗歌、剧本、回忆录、评论、案综、消息甚至小说本身拼贴在一起，看起来眼花缭乱，到处都是入口，又是事实上是出口。当然了，对于许多读者，甚至专业读者这种野性的叙述都显得太过分了，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文学的装置”来理解，未尝不是小说道路上的一个路标。文学应该具有这样“火星探路者”的勇气，这个勇气落到邱华栋身上恰如其分。探索，创新，无疑也是北京应有的世界性，艺术在这里发生，文学在这在发生，我不能想象如果北京不能“发生”，还有哪里更应该“发生”？如果不在邱华栋身上发生还能在谁身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