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获2016年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
66岁的克罗地亚和荷兰作家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DubravkaUgresic）10月23日获得了2016年的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并获奖金五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75万元。评委会称，乌格雷希奇被视作欧洲最具特色的小说家和随笔家之一，作品已有二十余种语言的译本，并曾进入2009年布克国际奖的决选。（详见4版）
一位久被遗忘的国立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在1948—1949年中国大陆江山易主、政权交替之际，不少国立大学，在校长离任、中共还没有接管之前，为保存学校，都自发产生校务会议和会议主席，著名的如清华大学冯友兰、北京大学汤用彤、武汉大学邬保良、上海交通大学吴有训和北京师范大学黎锦熙等。他们是经民主产生，又得到新政权的承认。这些国立大学校务会议管理校务时期，正是中国政权交替的重要时刻，他们在政局变换、人心动荡之际，为稳定高校大局、实现大学平稳过渡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有一位国立大学校务会议主席长期被尘封于历史之中，不见天日。他就是国立河南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方镇中。同样是唐河人，同样是“战干团”成员，方镇中就没有冯友兰和黎锦熙那样幸运。由于国立河南大学有奉命南迁苏州的插曲，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比较复杂。（详见5版）
儿童人体医学实验：美国社会的黑暗一页
在我们以前习惯的认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法西斯利用战俘等所做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人体科学实验”，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罪行。纽伦堡审判谴责并惩处了德国法西斯医学专家的这些罪行，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所做的类似行为，也遭到世人普遍的厌恶和声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当然是美国主导的，即便是美国当局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对日本“731部队”的罪行网开一面，至少表面上也会有所谴责。总而言之，这种违背医学伦理的实验不可避免地和“罪行”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从《违童之愿》中看到，美国竟早就在它本土实施了类似的实验，而且实验对象竟是它的本国公民时，不能不感到非常意外。更为令人发指的是，美国的研究者们“纷纷扎到孤儿院、医院、收治‘低能儿’的公立机构，去寻找实验对象”。 （详见16版）
莫言小说与王鼎钧回忆录里的抗战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浴血奋战不仅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素材。但国仇家恨易书，抗战文学难写，正如史诗，其“诗性”高于“史实”。作家不仅要通过文本向读者揭示真实的战争本质，还理应提炼超乎历史纪录之上的文学价值，化苦难为艺术、凝血泪为明珠，唯此，才能摆脱个人或官方立场对历史叙述的禁锢和控制，得以详史存世。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随即陷入国共内战的空前震荡，导致大陆与台湾的隔绝分裂。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两岸文学还是在“权威话语”的轨道上分庭抗衡，一段历史，两厢表述。这也加大了抗战文学一窥全豹的难度。出于上述原因，八十年代横空出世的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1987）和相隔近十年相继在台湾出版的王鼎钧回忆录《怒目少年》（1995）、《关山夺路》（2005）堪称是不落经验主义的俗套、以战火烛照人性的难得的大气之作了。（详见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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