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亟待加强

    看到赵骥先生校勘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朱双云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据我所知，这本于1942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全国只有一家图书馆存有一个完整本，研究话剧史的同志想看到这本书非常不容易。这次能够再版，真是话剧史研究方面的一大幸事。

    长期从事话剧研究工作，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资料的重要性。有了资料，可以丰富研究的内容，开阔研究的思维，拓展研究的视野，提高研究的质量……否则，一切都将是空谈。

    三十多年前，我刚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著名文学史研究专家唐弢先生就对我讲过“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的话。他说：“作为一名文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重视资料，一定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开口说话，才可以下笔写文章。否则就不要写。”他对我说：“你刚来文学所，先不要着急写文章，先打基础，读书，读报刊、杂志等历史文献，读作家作品，从‘五四’时期读起，读上一年两年，你就有了写文章的基础，写出来的文章也就不会空洞无物了。”

    我牢记唐弢先生的话，一边读现代作家作品，读作品最多的鲁迅，其它作家如茅盾、巴金、郭沫若、郁达夫、欧阳予倩、丁西林、洪深、夏衍、老舍、阳翰笙、于伶、吴祖光、阿英、胡可等读的是代表作，最后以田汉为研究对象，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同时，一边翻阅“五四”以来的杂志《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戏剧》《光明》《南国月刊》等近百种，边读边做笔记。两年后，自己头脑里便产生了很多题目，也有了“想写”的冲动。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能在话剧研究方面做出一些成绩，真是得益于那段时间的资料积累，它开启了我的研究思路，也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

    可是，国内对话剧史料的搜集与保存做得非常不够。据我所知，除1957年由戏剧界著名作家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在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周年之际，联名倡导、编辑出版了三卷本《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外，就再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很多史料，或保存在剧院里，或散存在个人手中，研究者想用这些资料非常困难，不知到哪里去找。如果像有些国家那样，建立起专门的戏剧博物馆或戏剧资料馆，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难题。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有演剧博物馆，收集、保存全国戏剧团体演出的资料如剧本、演出说明书、剧照、视频资料等，免费提供研究者阅读，如需要复印只需要交复印费就可以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日本大学等图书馆也是这样，进馆只要提供有效证件（如护照等）就可以，想看什么书，只要图书目录中能够查到的就可以借阅，复印只需交复印费。日本的国立剧场和新国立剧场也保存本剧场演出过的剧目资料和录像，免费向读者提供，但不能外借，只能在那里看。

    相比之下，国内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戏剧博物馆，很多戏剧资料藏在不同的图书馆，有的图书馆借阅比较方便，有些就比较困难。有些图书馆把资料当成自己的宝贝，别人想看非常难。笔者就几次遇到这样的事。一次去南京一所大学图书馆想阅览解放前的《中央日报》，该校的朋友告诉我校馆里有这份报纸，但图书馆的人去库房里转了一圈后却告诉我“没有这份报纸”，我说如果需要交资料保存费我可以交，因为我路途遥远来一趟不容易，回答仍然是“没有”。试想，南京是当年国民政府所在地，这家大学能没有《中央日报》吗？没办法，我只得跑去其它图书馆查阅。有时看了资料想复印，除复印费外还需要交资料保存费。因为这些因素，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很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赵骥先生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具有保存话剧史料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从他在校勘这本书所做的资料补充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赵骥先生是学历史出身。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发现，话剧史的研究很不注意史料的研究与开发，对资料的整理与保存也很不够，直接影响到了话剧史研究的顺利开展与深入，尤其是对早期话剧史资料缺乏整理，没有充分发挥这些资料在话剧史研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因此，他参加工作后就决心做这样一个填补话剧史料之缺的工作，最初选中朱双云于1914年出版的《新剧史》和《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朱双云是早期话剧的亲历者，他写的这两部书记录了中国话剧的早期发展，由于出版年代久远，很多图书馆都没有收藏。

    校勘《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是一项极其繁难的工作。一是该书出版于抗战时期，由于纸张的质量很差，排字、印刷也无法做到精细、准确，不仅漏字、错字多，还有很多字看不清，只得细细辨认，或通过反复琢磨上下文，才能把一个错字改正，或把一个漏字补上。赵骥先生从史料学的视角，以研究者的细心，以对话剧历史研究的热情，重新查阅了大量报刊、杂志（如《申报》等）上的相关资料，在认真做校勘的同时也做了较为详尽的注释，补充了很多新的说明性资料和背景性资料。比如春柳社同仁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组成新剧同志会，在“春柳剧场”演出新剧。春柳剧场开幕时曾发表一个“宣言”，但原著中没有写上，赵骥从当年（1914年4月17日）的《申报》查到了《春柳剧场开幕宣言》，便以“注释”的形式附录正文之下。如1915年民鸣社顾无为因创作演出《皇帝梦》讽刺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1916年他出狱后，曾“假座福州路丹桂第一台公演出狱纪念戏，三天之营业特盛”，原著未写明这三天演出的是什么戏，赵骥据《申报》1916年5月22日所载文章查明所演剧目为《共和精神》《杀身成仁》和《拿破仑》三剧。对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事件也都写出详细的人物小传和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剧团、剧场和演出剧目都尽可能地作出详细介绍，为研究者提供了使用该书资料的便利。应该说，这是赵骥先生多年从事研究的心得，也是他在校勘这部著作过程中非常难得的贡献，他是以自己的辛苦工作为话剧史研究者提供方便。

    完成这两部书的校勘工作后，赵骥先生还有一套校勘、出版的计划。他想把戏剧史上比较重要的著作尽可能多地进行整理、校勘、出版。

    赵骥的努力令我钦佩，如果再多些像赵骥这样认真、细致的研究者，把散存在各地的戏剧资料逐步整理出来，不仅让珍贵的史料得以妥善保存，也将会对戏剧研究工作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朱双云著，文汇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