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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聊聊民国“叙事对话式”中学德育教科书

    张广宇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0月28日   14 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国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教科书如何编排设计才能更适合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是教科书编写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不同的课程理念会产生不同的教材观和教科书体例结构。如果仅仅把教科书看作是教学内容的载体,以知识的传播为中心任务,在编写教科书时就必然会执着于知识结构的条理性和严密性,执着于学科概念和观点表达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而容易忽视学科知识在生活中的作用,忽视学习内容的可接受性,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民国时期的一批专家学者在美国教育家杜威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理念影响下,在教科书编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力图使教科书变得可亲可近,贴近生活。其中,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舒新城主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主要以王先生和中学生张维城的对话来串连全部教学内容,很好地贯彻了教育即对话的理念,形式生动活泼,读来趣味盎然。例如,教科书第二册在谈到“交易的起源”时,有下面一番对话。

        王先生说:“很对!你知道交易发达的大概情形吗?”维城说:“我不甚知道。”王先生说:“经济学上有所谓家庭经济时代:生活上的需要,都由家庭里的人互相供给,交易的事很少。到行业制度盛行的时代,交易只限于一隅。到国家经济时代,交易的范围,只以一国的领土区域为限。到时汽机盛行,转运货物一天便利一天,交易的事情,更特别扩张,交易的范围已及于全世界。  ”

        王先生讲完,维城说:“我们再继续讨论关于交易的问题,好吗?”王先生说:“你先讲。”维城说:“经济通论中讲交易有几个重要问题:一、价值,二、货币,三、信用。我且挨次讲下去,请先生评判。

        而且交换者的两方面,都认为布和米袋价值是相等的,然后才实行交换。否则,交易是做不成的。”

        王先生说:“价值的估计有一定的标准吗?”维城说:“这到难讲。因为一件东西到底值得多少,不一定是根据这东西的效用,大部分是以需要的程度为转移。”

        这种“叙事式对话”的文本呈现方式在九十年前可谓创举。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编写教科书,作者在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指出,“公民科目所含的内容比较抽象,而照新学制所规定初中学的年龄为十三岁至十五岁。此时理解力还没十分发展,文字太严肃,容易流于干枯,足以使学生生厌恶之念”。所以采用叙事对话式的方式,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编写者通过张维城这个学生的视角,从解答他的困惑,引导他的思维入手,将全书的内容一一牵出。在这里,王先生是善于点拨、引导的教师,张维城是勤于学习、肯于思考的学生。教科书将学生置身于交往的仿真情境中,创设了一种民主平等自由的学习氛围,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交流、探索新知的欲望。虽然这种你问我答的言说方式在苏联著名思想家巴赫金看来,仅仅是一种“对语”,“这种对话中对语之间的关系,是对话关系最外显醒目而又简单的一类”,但较之同时期的教科书,可谓超越。

        这种叙事对话式文本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教科书不仅是教师的教本,也是学生的学本,还应该是师生、生生对话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就某一话题展开交流讨论,通过问题的逐步展开和各种观点的不断交锋,引导学生深入剖析,主动生成知识、提升学科思维。同时,如同司振刚在《高中物理教材二次开发现状及模型探秘》一文中所言:“这种对话式文本教科书蕴含的学习活动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认知,还包括体验、感悟、移情等。学生与知识的关系不是我与它的‘物’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人’的关系。教科书文本的意义也不是凝固、封闭的,而是在‘读者’的参与下,动态生成、开放多元的。”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到,这种对话往往由问题引发,问题让师生双方展开思考,实现对话,因此,编写这种对话式文本的关键在于问题的设计。通过一系列有关联、有层次的问题,激发学生持续学习、探究的强烈欲望,以使学生及时得到启示,将对话不断进行下去,保证对话紧扣主题。同时,在整个对话过程中采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最后接触问题核心的方式来推进讨论内容,以此活跃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积极思考和探索。

        由于时代局限,这种叙事对话式文本尚处在比较朴素、机械的问答式阶段,有时甚至只是一方的自言自语。而高质量的对话要求学生不仅是对话的聆听者,而且是对话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今后在编写这种对话式文本教科书时,还应该呈现“教”与“学”交互的情境、问题和活动,将所有学生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文化场景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建构发表谈话,共同讨论、质疑、反思、启迪和发现,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教科书互动。此外,为了保证对话能够不断地深入进行下去,还应该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源作支撑,以减少学习障碍,打开学生视野,激活学生思维。

        要让教育即对话的理念真正深入人心,实现教科书编写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的根本变革,关键还在于教育工作者思想观念的革新。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大多是在“师讲生听”“师说生记”的传统教育模式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他们不善于提问,不善于交流,不善于互动,缺乏对话精神,而我们现在却要求他们用对话精神来引导学生的成长,难度可想而知。观念的缺失有时比知识和方法的欠缺更可怕,知识可以学习,方法可以积累,而观念的革新却是触及灵魂的巨大挑战。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政治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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