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寻常最奇崛

    徐礼节先生所著《张籍王建诗歌研究》出版了，拜读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寻常。”而这“寻常”，正是今天学术界所缺少的一种“实在”的精神。这里的“实在”，首先是“平实”的研究风格，无论是选材论题，还是语言结构，绝不故作高深，平和而充实；其二是“坚实”的学术根基，所有论点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文献征引基础上，有本可循，不下妄语；其三是“老实”的治学态度，从2001年开始张籍研究，历十余年，作者在“张王研究”上细细耕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这种“实在”的精神贯穿于整本著作。单看书名，就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选题。相对于今天各类新颖的题目，确乎显得平淡了许多。但通观全书，又觉得这一题目的“不寻常”。在本书《后记》中作者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很重要的一点即是一种地方文化研究的责任。张籍为和州人，而作者供职于巢湖学院（原巢湖师范专科学校）。这种乡贤研究自古有之，一方面具有地方文化的认同和体认，另一方面在地方文献的利用上又具有优势。再有就是关注了两个在中唐时期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作家。说其被忽略，与张王在文学史上的名气、二人生平资料的缺失、作品解读的粗略等密切相关。说其重要，因为研究唐代诗歌，尤其是中晚唐诗坛，张王是绕不过去的人物。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将二人与孟郊、韩愈及贾岛、姚合两派相对，而和白居易、元稹同为新乐府阵营（这一点徐礼节先生另有新论），可见二人之重要。因此，张王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与必要。还有，作者注意到了张、王二人不仅诗歌艺术风貌相似，而且思想、品格、审美趣味等也很接近，前后有至少25年的密切交往，在诗歌创作上彼此相互影响，联系极为密切。将二人合而论之，既有历史事实的依据，同时又符合文学史研究的规律，可见用心构思的巧妙。

    除了选题，作者的“实在”体现于研究构思上。全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三个方面：张王生平考证、诗歌艺术研究、文学史影响。这是最为“寻常”的典型专家研究模式，但屡有新见。下面我就这三方面谈谈自己的阅读收获。

    在张王的生平考证方面，展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基础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作者对张王的生平资料搜罗殆尽，且充分利用新近的出土文献，使得许多问题得以解决。书后编有《张籍王建谱略》，对张、王的生平，尤其是二人入仕前的事迹，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填补了许多空白。如张籍贞元十二年夏秋间由苏州迁居和州；元和六年（811）夏或初秋罢官，至元和九年才复官。再如利用新近出土的《唐故摄相州刺史兼监察御史里行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叙》，考证王建元和五年佐魏博幕，与同僚李仲昌交谊深厚，七年十月仲昌卒，建为其作墓志铭。对学界模糊不清的认识进行纠正，如张、王的生年应为大历元年（766）；张籍籍贯苏州，当生于乌江，青少年时代居苏州等根本性问题。最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唐两个重要诗人较为清晰而完整的人生。正如余恕诚师在《序》中所言：“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取得的成果我认为是和他付出的辛勤劳动相称的”。

    在诗歌艺术研究方面，作者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张王乐府诗、律诗、绝句等的艺术特色，其中两方面颇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是对张王影响最大的乐府诗的研究。如作者认为张王乐府大多当合乐可歌，有些当时已入乐歌唱。旧说张、王乐府不合音律，其新乐府“皆不可歌”，未免过于绝对。并且指出了张王乐府在唐代诸多作家中的独特意义。主要表现为“本色”，即遵循乐府“体制”规范。二人是在“复”中求“变”，与唐代其他名家如李白、杜甫、元结、孟郊、“元白”、李贺等以“变”为主、具有文人“抒情诗”性质的乐府，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另一方面对王建百首《宫词》作了专题研究。作者从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宫禁逸事外传渠道的增多、民众对宫禁的好奇心、宫怨诗的前导以及求新求变的时代风尚等多个方面，分析了中唐宫词兴盛的时代因素。2011年作者所著的《张籍集系年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作者多年对张籍作品甄辨、校勘、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

    而张王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二人的乐府诗创作，更是中唐文学的一重要关节。作者首先指出二人乐府诗创作的源流启承，二人乐府的艺术渊源丰富，除《诗经》、汉乐府民歌外，尚有徐淑、谢惠连、陈后主等。而元和以后，张王乐府的影响远大于“元白”新乐府，晚唐诗人创作乐府不多，基本上与张王一脉相承。再有作者认为张、王与“元白”的新乐府，不仅创作年代、动机、路线、方式不同，而且诗体概念、艺术渊源、艺术风貌都有差异，其间关联并不大，各成体系。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文学史上的根本性讨论，作者的这些见解是值得学术界注意并继续讨论的。

    王安石评张籍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认为这句诗用来评价徐礼节和他的这本著作也恰如其份。他提到对张王诗歌的文学史影响仅限于晚唐五代，而宋以后未及探讨，颇为遗憾。这与其说是一种缺失，不如说是徐先生下一步的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