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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编纂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乃“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重大项目，全书共100卷。自2010年10月立项以来，以滚动的方式先后出版，截至2015年6月已全部问世。该书陆续出版后，很快在学术界引起关注与好评。目前，先期出版的已有38种加印，将近占全套书之40%。
一、全面系统展现中国近代思想的鸿篇巨制
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起迄已有共识，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余年也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云突变，外忧内困，矛盾错综复杂，斗争空前激烈。思想文化领域也充满了“中西”“古今”“新旧”，以及“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等各种“主义”与“思潮”的冲突与交融。一时间思潮迭起，学派林立，名家辈出，著述纷呈，涌现出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学者和思想家。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近代思想家们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教训，都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将活跃在近代史上的思想人物，选录其代表性的论著，汇编成册展现给读者，从中取得有益的借鉴，也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方便，推动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是颇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思想资料，学术界与出版界已编辑出版过不少同类读物，“文库”出版后之所以好评如潮，就在于其后出转精，与同类读物相比有其独具的特色。
“文库”规模宏大，入选思想家既有代表性，又比较齐全。全书选录了近代思想史上各种思潮，各个学派，各种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一百多位思想家及其主要论著，每人一册（少数有2—3人合卷者），每册50万字上下，以文集的形式分册出版，总字数达5200多万字。
“文库”有严谨、科学的统一体例和细致的严密规定。诸如所选人物与收录的著作，严格限制在中国近代史时段范围，1949年以后仍健在的学者，也须是在民国已成名者，收录的著作也主要是1949年以前撰成和已发表者。另外，全书设有“总序”，每卷又有“导言”，卷后附有“年谱简编”，对卷主的生平经历、学术成就、思想主张、代表作的内容、师友交往、著作版本流传等问题均有论述，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帮助。此外，对底本的选择、录文的校勘也都有细致的规定和要求。由于有上述统一的体例和细致的规定，使得“文库”体例统一，条理清晰，既方便学者研究，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
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编纂主旨
“文库”的编纂，既遵循思想发展内在规定的要求，又结合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的特色，对于入选思想家及其著述的收录，采取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编纂主旨。
人们熟知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办学理念。他曾反复强调，要办好大学和发展学术思想，就必须“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对于学者说，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遵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见《蔡元培卷·导言》）。正由于蔡先生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理念，北大成为各种思想主张的生长点与发源地，大大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纵深发展。
再者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亡，国势日弱。一向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情怀的知识精英，面对现实，为救亡图强，既继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吸收西方传入的各种社会思潮，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与思想主张，诸如“进化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由于社会急遽变革，各种思想学说也瞬息万变，即使是同一个人，可能前期保守，后期转而激进，或前期主张变法革新，后期又主张立宪保皇，呈现复杂多变前后不一的特色。再者，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在继承传统思想或吸收传播西方思潮，形成自己的思想主张时，又往往是仓促上陈，匆忙著书立说，思想观点不见得完整而成体系。有鉴于这样的情况，“文库”对选入的思想家也就不能过于严格，只要是在某一思潮、某一领域有其代表性，有其独立思考与独到见解的理论著作，并且在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中，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都可酌情选入，以期较为系统地反映中国近代思想的全貌及其发展演变的脉络。
“文库”在遵循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的基础上，对入选对象，选录了不同思潮、不同主义、不同信仰的思想家和学者。其中有些是学界已有共识的大家；有些是早期活跃，后来淡出，已被人遗忘，但又是有影响和建树的人物；也有些是，因政治主张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被打入“另册”，不便公开出版，却是在思想发展链条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有些是虽然宗教色彩浓厚，但确有宗教思想理论贡献者……而今都打破陈规收录于“文库”。
从纵向而言，如鸦片战争时期，倡导经世致用，睁眼看世界的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农民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玕；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早期改良与戊戌维新思潮中的薛福成、郑观应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辛亥革命思潮中的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代表黄文山、师复、辜鸿铭；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丁文江、张君劢；社会史论战中的郭沫若、陶希圣；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陈序经等。
从横向而言，“文库”也容纳不同学派，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宗教信仰，但都有一定思想理论的人物。如传统学派中理学家方东树、唐鉴；经今、古文学派的皮锡瑞、廖平、刘师培；史学家夏曾佑、顾颉刚；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政治学与法学家沈家本、钱端升；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国民党的早期核心领导及理论家吴稚晖、戴季陶；还有主张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及实业救国的思想家马相伯、任鸿隽、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各种宗教思想的代表人物有佛教的太玄、巨赞，基督教的赵紫宸、吴耀宗，道教的陈撄宁；还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上述人物中有不少是首次以“思想家”的身份，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自己的文集。
从以上就纵横两个向度列举的思想家来看，“文库”堪称“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三、平实、公允、客观，有容乃大的历史评价
“文库”绝非仅仅是一般的文献汇编的资料性图书，而是一部融资料性与学术研究为一体，兼具资料性与研究性的一部有研究色彩的著述。这突出体现在该书每卷的《导言》《年谱简编》中对思想人物的历史评价方面。其评论改变了往日某些评论那种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僵硬、强词夺理的“文革”文风。而是，在个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又尽可能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不论是褒是贬，都力求平实、公允、客观。这方面还可通过对书中收入的不同类型人物的评论为例，予以说明：
其一、对学术界已形成共识的进步思想家的评价，在原有基础上，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又有提高和深入。鸦片战争时期的龚自珍、魏源、姚莹等，学术界大都肯定他们是进步思想家。但“文库”相关各卷，对他们的评价并非是在原地踏步不前。如《龚自珍卷》，进一步明确精炼地肯定：“龚自珍是中国思想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页。”（该卷对龚氏著述的选编与校勘，较之已往也大有推进。多年来，学术界在研究龚自珍思想时，都认为王佩诤点校的《龚自珍全集》是最好的通行本。而《龚自珍卷》的整理，虽吸收了王校本中的精华，却又利用王校本未曾使用的更早、更好的版本为底本，重新进行了校勘，纠正了王校本在文字上的讹、脱、衍、倒等方面的疏误。同时，又搜集补充了数十篇龚氏佚作，成为目前收录龚氏著作更全面、更准确的新版本。）
其二、对于一些有争议政治思想人物，也冲破了过去机械的以政治立场划线的束缚，通过具体分析给予应有的历史肯定。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因镇压农民起义等原因，被简单地扣上“刽子手”“卖国贼”的帽子受到否定。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虽有所改变，但究竟如何评价，在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文库”则将之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指出其镇压太平天国这种阶级局限的同时，还认为曾国藩“在晚清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世留下颇受关注的历史遗产”。特别肯定他在洋务运动中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械制造局”等事功，都是“洋务运动的发端和标志性事件”。同样左宗棠先后创办“马尾船政局”“甘肃制呢总局”，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另外，左氏在收复新疆，抵制英国与沙俄扩张，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张之洞不仅兴办了许多洋务，还在前人基础上，对“‘中体西用’进行了系统，详尽的阐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中西文化冲突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确曾起到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历史作用”（见《张之洞卷·导言》）。应该说这些有分析的评价，虽非定论，却是言之成理的。
其三、对国民党早期的几位重要理论家吴稚晖、胡汉民、戴季陶等，不仅列入“文库”且给予应有的历史定位与评价。
他们中的吴稚晖资历最老，曾是“前清举人，维新小卒，革命斗士”，又是“反共先锋”“无政府主义旗手”“三民主义拥护者”。对于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文库”则据史实说明，他在“国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中山都曾尊之为师”，蒋介石更是“每遇党内有重大疑难之事，总是先就教于先生，并以其一言为决”，是国民党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决策人。他又“长于政论，有丰硕著作，研究国民党的历史，绝不能绕开吴稚晖。虽然其思想复杂多变，但我们如将其置于当时的时空中，就可以借由观察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若干探索，丰富我们对远去时代的认知”（《吴稚晖卷·导言》）。
再如戴季陶，应该说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关键性人物，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对他都缺乏应有的研究。其实，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始终处于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在孙中山时期，他是中山先生周围少数要人之一，既受孙中山影响，他也影响孙中山。到蒋介石时期，仍处国民党权力中心，是由孙中山向蒋介石过渡的重要人物。经他阐释和宣传的三民主义，长期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政权思想的基础，不了解戴季陶的思想，很难深入认识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由于戴季陶反共的政治立场，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战斗中的头号敌人”（参见未印有“文库”logo的《戴季陶卷》的《导言》）。惟其如此，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对戴季陶开展研究，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情况才稍有改变。“文库”的编者、整理者，虽未见得同意吴、戴的观点，但由于他们出版的论著曾发生过作用和影响，故予录入，供学者研究中分析参考。
其四、发掘了一些被遗忘、被忽视的思想家及其著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曾经风云一时，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有些思想家，或因后期淡出学术思想界、或因其思想价值未被认知、或因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原因而被打入“另册”等原因，其人其事长期被埋没，“文库”也尽可能予以发掘和整理。诸如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要的洋务企业家，也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代表人物经元善，既有实业又有著述，却长期被埋没；又如民国时期曾有许多政治学方面重要论著和译著，“堪称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高峰，被认为是这一学科领军人物”的张慰慈，后因淡出学术界，被人们遗忘；还有曾被毛泽东主席赞扬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的卢作孚，在1952年蒙冤自尽，直到1980年才恢复名誉，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文库”整理出版这些人的著述并予公正评价，使之重回人们的视野。
在“文库”收录的人物及其著述中，像经元善、张慰慈、卢作孚这样的人，还所在多有。但从这几个人的事例中，即可印证“文库”对思想人物的收录与评价，确有“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
四、要营造思想家涌现的环境与土壤
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取得有益的借鉴和启迪。我个人从对“文库”这座思想资源的宝库的阅读中，获得的一点重要启示是：应大力营造涌现思想家的环境与土壤。
任何一个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出现，是多年积累与诸因素造就的。首先是时代的造就，中国近代史多灾多难，民族不能完全独立，国家几陷于沦亡。然而“多难兴邦”，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而奔走呼号，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思想学说。
思想家的涌现还必须有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良好环境。民国期间，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执政时期，实行专制统治，许多仁人志士，为追求真理而争取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向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至推翻国民党政府，迎来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深悉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令人遗憾的是，以后“反右派”“反右倾”及“大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直至爆发了毁灭思想文化的“十年浩劫”，以致造成“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思想沉寂”“万马齐瘖”的历史悲剧。直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不过要消除“文革”的惨痛影响，不是短时间所能完全奏效的。
尽管这二十多年，学术思想与文学艺术都有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在社会科学各领域，虽也涌现出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和著作，但能称得上是思想家的杰出人物，却寥若晨星，存在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现象。因此有学者撰文提出《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文章认为除领袖人物外，至今，我们还少有像近代史上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那样人们公认的思想大家。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深刻总结“文革”惨痛的历史教训。因为，社会是多元的，思想也应是多元的。
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应给中外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及现实的进步文化，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为思想家的涌现营造宽松、和谐、符合法治的环境与土壤。
（本文作者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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