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台静农

    台静农是谁？他本姓“澹台”，是个复姓，有数方印章即刻“澹台静农”；原名“传严”，二十年代初改名“静农”。

    台湾人一般都知道这是一位大教授。他是1946年10月15日抵达台北的，受聘于台湾大学国文系，直到1973年退休。当时文学院长叫钱歌川，中文系主任叫魏建功，学生还一个都没有。1947年开始招生，后来台静农继魏建功、乔大壮之后担任中文系主任，长达二十七年，培养了许多知名学者、作家，比如林文月、施淑、台益寿；也把一些知名学者、作家引荐到台大，如聂华苓、王文兴、叶嘉莹。学生以在台门受教深以为荣。台湾原东吴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国良就很得意地对我说：“我是台先生的关门弟子！”

    好的教授必然同时是一个好的学者，台先生就是一位大学者。他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中国文学史，可惜临终前这部专著尚未完成，但未完稿已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在中国文学史中，他的研究重点是先秦、魏晋和唐宋。他在台大开设过《楚辞》的课程，当然有寄托自己情感的意思。他诠释“离骚”二字的含义：“离”就是“遭遇”，“骚”就是“忧愁”。这正是夫子自道。他教《楚辞》就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他将教学成果整理成《天问篇》一书，又撰写了《读骚析疑》共九十余则，广征博引，令人叹服！

    一般治文学史的人常拘泥于文本，而台老治学的特色就是汇通融合。比如他通过汉画像研究两汉的乐舞，又通过乐舞诠释当时的乐府诗。再比如，他通过唐代的士风解读唐代的文学，通过佛教故实研究中国文学，通过少数民族（如女真族）文化研究汉族文化，通过民间文学研究文人文学……即使对于冥婚，地券（烧给死人的地契）等民俗文化，台先生也颇有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注重打通“古文学”与“新文学”的界限，将五四精神渗透于文学史研究的全过程。大学问必须有大格局，而大格局又必须有多学科支撑，这样才能通达天宽地阔，任我翱翔的境界。这是我从台先生治学中得到的一点启发。

    不过，台静农的名字最早为人所知，并非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教授，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一位小说家。有意思的是，台静农最初并不愿意写小说，后来又根本不写小说，因为他了解太多的人间酸辛和凄楚，内心已经很难承受，写小说时又要用笔和心血细细写出，就会更难承受。只是由于鲁迅、韦素园的鼓励，台静农还是拿起了创作的笔。他的第一篇小说《懊悔》就是鲁迅审阅后交给《语丝》周刊发表的。后来台静农编了一本小说集，书名叫《蟪蛄》，蟪蛄就是青紫色的知了，一般读者不懂，鲁迅建议改名为《地之子》。鲁迅认为这是一部“优秀之作”，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给予了经典的评价，指出读台静农的小说虽然得不到“伟大的欢欣”，但他却“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代，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在鲁迅看来，在当时的乡土作家群中，能像台静农那样勤奋的，恐不多得。台静农另一部小说集叫《建塔者》，也是“优秀之作”。

    台静农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并不限于创作，而且还在于组织工作。1922年6月，他参与发起了五四以来第三个全国性文学团体——明天社，成员有冯雪峰、汪静之等十八人。1930年秋天，他又跟潘漠华烈士提议成立了著名的“北平左联”，参与筹建工作的还有孙席珍、谢冰莹、陈沂等。1932年鲁迅回北平省亲，跟北平左联成员秘密座谈，地址就在台静农家。鲁迅发表著名的“北平五讲”也由台静农全程陪同，他一直把鲁迅送上由北平返回上海的火车。

    谈到台静农的文学创作，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部分，那就是他的诗歌。无论是抗日战争在四川江津居住期间，还是在台湾歇脚期间，台先生都撰写了不少旧体诗，现留存75首，另存新诗六首，由许礼平先生编入《台静农诗集》，2001年由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其中有一首《过青年公园有悼》特别引起了我的关注：“荒木交阴怪鸟喧，行人指说是公园。忽惊三十年前事，秋风秋雨壮士魂。”这首七绝应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北青年公园建于日据时代马场町刑场旧址，五十年代有一位女革命志士萧明华被国民党当局以“匪谍”罪枪毙于此。台先生将她喻为秋瑾烈士，明确表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台先生还写过一些杂文、散文和剧本。1989年，他赠我一本《龙坡杂文》，无疑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台先生在台湾的声誉，还在于他的书艺。在中国现代书法界，台老的书法可谓独创一帜。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殷商甲骨文，西周钟鼎铭文，秦代竹简，西汉帛书，东汉至汉魏六朝碑铭，多不署书家姓名，这些书家虽不是士大夫之流，但应该是职业写手，影响后世深远，似乎到汉代才出现一些署名的书法家，如写《秋凉帖》的张芝。以后历朝历代书法家后浪推前浪。1949年以后，在台湾的书法家中有擅长草书的于右任，写瘦金体的庄严，同时还有书法雄强挺劲、朴拙深厚的台静农。

    台先生的书法造诣得益于家教，但更得益于悟性。他中年之后才练书法。他多次对朋友和门生说：“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把一本书帖写完过。”他书法以草隶见长：草书奇逸，隶书端凝，启功先生曾用“错节盘根，玉质金相”八字形容。论者多以为台先生受晚明书家倪元璐影响最深，张大千先生推崇台先生是“三百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其实他的书法作品字体各异，精采纷呈，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浓郁顿挫，体现了一种身受压抑而反抗压抑的生命张力。他着力推存的书法家有两位：一位隋代书写《千字文》的和尚智永，另一位是五代的大书家杨凝新。

    智永应该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他是在梁武帝时舍家为僧，就住在会稽嘉祥寺，大约活了近百岁，见过炀帝。他写了八百本《千字文》，想借此统一草字的体势。虞世南、欧阳询、陆柬之、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均受其影响。台先生借用杜甫“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诗句歌颂智永划时代的贡献。

    杨凝新是由唐入宋的一位枢纽性的书法家，影响了北宋的苏东坡、黄庭坚、王安石以及南宋的陆游。台先生最欣赏杨凝新的一点，就是他既拘守晋唐法度，又自成新局。杨凝新的字多题于寺庙墙壁，写在纸帛上的不多，有的真伪难辨。台先生特别推崇杨凝新“变古法”“自出新意”的精神。我想，“求变”“求新”也就是台先生书法艺术的追求，这是他从前辈书法家身上继承的精神。中国自古书画相通。除开书艺，台先生所绘梅兰也堪称一绝。

    台先生的书画藏品甚丰，但我觉得还不能说他是收藏家，他似乎并无刻意收藏。由于他在书画界交游广，包括张大千、溥心畲、溥雪斋、启功、庄严这些大家，所以藏品中也有一些堪称国宝。最珍贵的应该是鲁迅的讲稿《娜拉走后怎样》。陈独书的江津书简也应该是国家级的文物。但台先生可以称之为书画鉴赏家。1973年12月，他在台湾《书目季刊》发表了《题显堂所藏书画录》。显堂就是台先生的文友蒋谷孙的号。蒋先生的藏品中有祝允明的草书，黄道周的山水，龚自珍的诗词……台先生作了很多题记，显示出他书画知识的渊博。

    史学家司马光有言，“才胜德者，小人也”。在当今社会，学者、书画家甚多，而且能够轻易在头衔上冠以著名二字，但能称得上德艺双馨的可谓寥寥无几。前不久看微信，看到“五百艺书画艺网”发的“四人帮书法”，才知道“四人帮”书法作品也在拍卖，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小人书法”。而台静农恰恰是为数不多的德艺双馨者之一。大家知道鲁迅骂过不少人，夸的人并不多，记得只有柔石、李大钊、藤野先生等有限的几个。但鲁迅明确地说台静农“老实”，“为人极好”（1926年12月5日致韦素园信，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鲁迅1932年写信告诉许广平，说他回北平探亲时，跟台静农谈得很畅快，“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力之邦是看不见的”。现存鲁迅致台静农信42封，见证了他们的深厚情谊。

    但也有酷评家责备台老胆怯，没有在台湾宣传鲁迅。这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妄言。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台静农因从事进步活动三次被捕，第三次被捕期间长子因病而死；到台湾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戒严时期。那时不仅私藏鲁迅作品要获罪，就连胡适的思想也被称之为“毒素思想”。台先生有一篇《嵇阮论》，谈到“党锢”与“逸民”的关系，意思是专制产生沉默的知识分子，即所谓“逸民”。“逸”有逃跑的意思。在专制重压下，有一批知识分子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只好逃往山林。台先生说：“逸民一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热的权势之下，能以冷眼与唾弃的态度，也不失为沉默的反抗。在中国历史上，凡具的正义热忱的知识者，他们生活于动乱时代的政治态度，不是以热血向暴力死拼，便是以不屑的态度深隐起来。”事实上台先生也有过激情澎湃的热血时期，1922年1月23日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一首新诗《宝刀》：“我的热血沸腾了！我的灵魂愤极了!我再不能有一刻的容忍了！我的刀呵！我亲切的刀呵！伴我去呀！赶快地伴我去呀！恶魔正同我们的好兄弟战着咧！”可见这位20岁的青年诗人有着火山喷发般的热情。他后来被迫沉默，是十分痛苦的。台先生说：“越麻醉自已，内心越痛苦，别人看他是放达，实际上他是在肢解自己。”我见台先生的时候，台湾已经“解严”，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但放电影前还要起立奏“国歌”。我建议台先生多写一些东西，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记忆，并说他的老朋友李霁野先生就出版了一本《记未名社》。我还告诉他，有一位被鲁迅斥为“坏货”的教授私下散布他是“托派”的流言，建议他亲自澄清。台先生同意了，很快写出了《酒旗风暖少年狂》等几篇文章。令人痛心的是，因患食道癌，他于1990年11月9日去世，享年89岁。他没有留下更多的新作，也没来得及搬进台湾大学为教职工修建的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