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和他的《民国文学十五讲》

    中国历史有三个朝代是我感兴趣的，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民国。这三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对自由的，自由使文人骚客们思想激荡：他们有的结伴而行，有的独自摸索，留下了一段独特的生命轨迹。孙郁写过多部有关民国的著述，对民国、对民国文学有着深入研究与独到的、原创性的见解。

    关于《民国文学十五讲》，首先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者著述或者评论集，而是一本美文集，是一本才子之书。孙郁在这本书里论述了民国时期的文学风气与流派，作家与作品，涉及新文学、旧体小说诗词、新诗、左派小说等，包括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老舍、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萧红等作家与作品。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此书透露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三点：一是孙郁的文字——完全不同于当代评论范式的个性文字；二是孙郁看作家作品的角度，三是孙郁的境界与风骨。

    首先说文字：孙郁非常讲究文字，他喜欢的作品也是那些文字考究的作品，譬如汪曾祺，譬如木心。他自己就曾经说过：“近年随着年龄增大，许多事已不太挂念在心，惟有文字间的隐现还能勾起兴趣，细究起来，乃内心残存着旧梦。因了这个旧梦，有时候显得有些落伍，留意的是那些寂寞的句子。我喜欢当代的汪曾祺、木心等人的文字，他们的智性给了我写作的鼓舞。这些人一生在多难里安之若素，不改的是自己的痴情，在我看来是难得的。现在的文学在变中发展，形态渐趋多样。不过好的作品和好的作家的确有限。批评需要表达自己的忧思，或发现亮点。在喧嚷的地方不易做。我的感觉是，好的文章，多不是热闹中人所作，现在活跃在主流媒体的人，可能不及那些沉默的写者有趣。那些出于寂寞者之手的文章，比我们这些人耐读得多。”

    说到这里就有我的私心，孙郁喜欢的作家，恰恰也是我喜欢的，所以就感觉格外亲切，拿木心来说，自从1999年看了他第一本进入中国大陆的书《哥伦比亚的倒影》，就认定他是当代天才，但奇怪的是，很多、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不认可他。记得2011年和一位作家一起去哈佛讲学，路上跟他谈起木心，他觉得我对木心的欣赏很奇怪，难以理解。后来还有一些好作家，谈起木心都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在孙郁这里，我找到了知音。其实远不仅仅是木心，我觉得从孙郁的文字中，我的许多看法与他是一致的。包括批评家首先应当是美文家这样的看法。当然，这未免对批评家有点苛求了，但是批评家如果完全不讲究文字，那么文学批评也就成为了反讽。

    无论怎样，在这个浊世里，依然有孙郁这样讲究文字的文人雅士，对我们这些爬格子的人来讲，实乃幸事。

    其次，孙郁是极善于用一种独特的角度去诠释作家和作品的。譬如对于鲁迅，他提到的鲁迅文字背后隐藏的“暗功夫”，其实指的就是鲁迅的知识结构。鲁迅在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等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有着广泛与驳杂的知识谱系，他的文字背后“拖着历史的长影”，所以才会有如此的厚度。对此我感受颇深。今年早些时候我接了国家开放大学的二十讲西方美术史的微课程，讲到比亚兹莱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鲁迅，要知道，首先把比亚兹来介绍到中国的正是鲁迅。他自费为比亚兹莱出版了《比亚兹莱画选》，并且生平第一次对一个画家高度赞美：“没有一个艺术家，作为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声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一般广阔。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性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在我研究比亚兹莱的时候，同时也为鲁迅的眼光所惊诧。要知道，比亚兹莱确是一个天才，但他更是一个妖孽，是西方绘画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艺术家，当年他和王尔德合办的黄面志，导致王尔德以有伤风化罪被捕，而且那本杂志也被封了，“黄书”即由此而来。至今对比亚兹莱依然争议不休。但是鲁迅能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如此推崇比亚兹莱，充分说明鲁迅的思想非常前卫，兼具东西方的知识储备，具有国际性眼光。比照我们当代作家,在知识结构人文素养等等方面根本就无法望其项背。这也是很多当代作家走不远、也写不深的根本原因所在。孙郁作为研究鲁迅的大家，可以说对鲁迅的了解从宏观到微观，从表层到背景，是深入洞察细致入微的，而他选择了从“暗功夫”这一角度诠释鲁迅，是非常独到、也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我由此联想到：孙郁本人也是隐藏着“暗功夫”的，假如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先进的知识结构，是不可能有这种洞察入微的眼光的。

    其三，虽然孙郁从不以一位批评家自居，但是我认为他是当代最好的批评家之一。为什么这么讲？我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不但要有独到的眼光，先进的知识结构，公正平和的心态，专注严肃的治学精神，最重要的，还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这才会有伯乐相马、疱丁解牛、师旷治音，这才能从作品的表相中，辨出真正的艺术境界的高低。譬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坛三杰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分高下的，但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的眼光就非常厉害，他这样说：“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张怀瓘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了，他能穿透表相，看透作品的灵魂，看出顾恺之的“独妙于神”，这个必须达到一定境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家，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

    并且，优秀的批评家是一定要有风骨的。譬如，同为才子，屈原的《离骚》哀民生之多艰，宋玉的《风赋》夸大王之雄武，作为批评家，你说谁的好？赵熹的《疾邦诗》为人民泄愤，司马的《长门赋》为皇后抒愁，你说谁的好？储光羲的田园诗，一心粉饰太平，聂夷中的悯农诗，敢于揭露黑暗，你又说谁的好？——“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看伪真。”正如晚清诗人何绍基说的：“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有感则通、见义勇赴、是谓不俗。”做一个不俗的、有风骨的批评家很难，在当下，在今天，尤其难。但是孙郁先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