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作”

    “让世界醒过来，诗歌因此而富有活力。”

    9月的春城因世界各地著名诗人的到来显得格外富有诗意。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安妮·沃尔德曼、“后纽约派”诗人罗恩·帕吉特、美籍诗人徐贞敏、智利作家拉蒙·迪亚兹、墨西哥诗人马加里托·奎亚尔，中国诗人蓝蓝、海男等齐聚云南师范大学，这所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的校园，沸腾了。

    这是云南师大举办的第二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诗人于坚说，他们希望通过文学节的举办，延续昔日西南联大辉煌的新诗源流，也让更多人了解诗歌、热爱诗歌，并借此提升云南师大的影响力和人文氛围，同时将“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弘扬西南联大人文精神。

    “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2013年正式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了两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每届均邀请国内外著名诗人，文学节的举办旨在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的伟大传统，首届文学节上曾邀请德国汉学家顾彬、法国诗人米歇尔·德吉，以及西川、舒婷、欧阳江河、西川、韩东等多位中外著名诗人参与。

    “保持你活泼的孩子气”

    “后纽约派”罗恩·帕吉特的诗中有这样一行：“保持你活泼的孩子气。”他想，也许写诗让他保持了作为一个孩子的乐趣。而他同样认为,不停地寻找童年的状态，是保持诗歌创造力和生命力的重要途径。“我持续写诗可能是因为身处我已然是一个诗人的故事中。一个角色在生命的惯性中可以非常有力且令人舒服。然而，写诗是一种轻微的冒险，我仍能感觉到类似的恐惧。”罗恩·帕吉特说，写作也给自己带来了某种焦虑，他永远无法预见一首诗会成为什么样子。有时也写得不好，但他接受这一必要的风险。同样，当他写出很好的诗时，就好像吸入了一种精神养料，某种使生命值得去过的东西。“尽管我对于诗歌已经足够地了如指掌，但基本上我仍然为其迷惑。我似乎乐于被迷惑，就像我小时候看一个魔术师把一只鸽子凭空变没。”

    童年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点智利作家拉蒙·迪亚兹也深为认同。他说，作家必定要挖掘他的记忆，要把一些信息勇敢地刻录在墙上。“记忆和勇敢，这两个单词是我在童年所发现的，并且当我初成作家之时，我的祖国正陷入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我再次发现了这两个词，发现我写作出于内心。”带着儿时在窗玻璃上写字的记忆，他仍然认为写作就像是透过窗户去观察，去抓住生命的某些瞬间，直到它变成一个不可抵抗的激励让他能够坐下来写下一个故事或是写出一首诗歌。“尽管写作也有他的残酷，但是我还是感受到作为人能够使用自己的工具创造生活的乐趣。于是，也可以说我写作是为了快乐，那种就好像手工艺人以他无尽的耐心去组合他的材料的快乐，那时候诗人更像是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世界主人。”

    诗人徐贞敏认为，写作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解脱。词语不停地流在自己体内，它们有时候积累在心里，集成词语云朵，成为暴雨。“我常常把写作看成一种对生命的祈祷，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如何跟天、地、人连起来。通过写作，我能够探索我所目睹的痛苦，探索失落和破坏。我想让我的写作探索这些失落，想在作品中思考面对这种失落和破坏，想让我的写作涉及到一切生命的关联性和脆弱。”

    诗歌何用之有？

    诗人蓝蓝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诗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介入”和“不介入”，似乎在任何时代都会引起注意，更重要的是，它也能够成某种政治的或者道德的标尺，用来衡量诗人和诗歌，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这样简单的判断，会把诗人复杂的感受抽象化、标签化，也会把诗歌归类为某种实用主义的工具，这两种状况正与诗歌的本质相悖。

    她认为，只要一个诗人没有内心分裂，只要他的感受和经验与书写保持诚实的一致性，那么，诗歌所呈现的最后的文本，就是对其感受、经验是如何与生活发生联系的真实描述，以及由此而来的由点及面、由特殊到普遍的细致呈现。从这一点来说，仅仅从修辞的意义上来解读或者看待诗歌，是对诗歌这一文体最大的歪曲——“我从未见过比诗歌更真实地、更具体地呈现诗人所处那个时代面貌的作品，古往今来那些杰出诗人留下的诗篇，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这是不用争辩的事实：从微观的个人生活细节出发，扩展至当下更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这是诗人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她说，假如一个诗人丧失了对世界的想象力，丧失了对他人、对其他生命的敏感，丧失了对身边生活诚实的表达，那么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用量化的方式进行教育。”于坚认为，最根本的教育是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不仅仅是掌握知识，更要让学生领悟到怎么做人。在大学举办诗歌节，不会是立竿见影、显而易见，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于坚说：“文学节请来的都是世界一流的诗人，比如美国诗人罗恩·帕吉特的诗歌里有很高的智慧，他朗诵时下面鸦雀无声，朗诵结束学生的反应非常热烈，这出乎我的意料。是诗歌唤起了大家对生活之意义的思考。今天的教育不培养欢乐，不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认识。培养专业学习和就业只是教育的功能之一，但这是次要的功能。我们更应该培养学生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现在大学的人才培养，更多地注重了专业教育，在学生心灵、心理及身体健康培养上有所缺失。”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胡彦说，大学教育不仅仅为学生传授专业技能，更应该让学生受到人文教育。云南师大有比较好的文学传统，在西南联大时期冯至、穆旦、沈从文等就形成作家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贡献作用。举办文学节，作家诗人进校园，能够让学生和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零距离接触，提供鲜活而具体的经验场，让学生的思想情感在当下得到一种碰撞和激励，得以生动的熏陶，这对学生的成长和培养大有帮助，也会让大学的校园充满生气和活力，进一步提升学校文化的影响力。

    诗歌不单是消遣

    随着“垮掉派”诗人相继离世，67岁的女诗人安妮·沃尔德曼成了亲历那段历史的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著名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生前最好的异性朋友，曾被诗人称为“精神之妻”。上世纪60年代，安妮·沃尔德曼与艾伦·金斯堡、格雷戈里·柯索等诗人一道，构成了美国东海岸独特的诗歌风景。

    在开幕式的诗歌朗诵环节中，安妮·沃尔德曼的朗诵深深地震撼并抵达每一位听众的内心。“她没老，充满魅力甚至激情，优雅而含蓄的激情……安妮的朗诵令我震撼，她已经修炼成一位女巫。”在于坚的眼中，安妮·沃尔德曼的诗歌富有特殊的感召力。

    同样的朗诵，何以沃尔德曼别具感染力？安妮·沃尔德曼接受读书报采访时说，大概与自己的朗诵表演有关。之前她和很多古典音乐家合作过，和这些表演家一起合作，展示给观众的诗歌魅力是多重的，也能使人们对诗歌产生更多的兴趣。

    安妮·沃尔德曼告诉记者，她很早意识到，艺术必须是有用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她认为诗人的任务是把世界叫醒。“让世界醒过来，诗歌因此而富有活力。”

    如此说来，诗人或许在不自觉间便担负着一种责任或使命感。但是安妮·沃尔德曼谦虚地笑了，她说不好把自己拔高：“是词语跟我说话。那些词语告诉我，让我知道怎么呈现、怎么表演。”

    听过安妮·沃尔德曼诗歌表演的朋友，无一不感受到她周身魔力般的吸引。是诗歌表演的力量还是她受萨满教等宗教研究的影响？她解释说，自己以前学过很多原居民的文化，从亚洲的佛教、禅宗、唱颂中受到很多启发，感悟到某种力量的召唤。而诗人的聚会和探讨，在沃尔德曼看来是必须的。“在这个有问题的世界，交流是我们能做的非常重要的事。艺术家必须去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进行精神的交流，世界最需要这样。无论是跨文类、跨语言、书面和非书面的语言表达，还是那些复杂的学术文本，甚至对于我们所做的跨界工作到各种艺术类别在不同形式下的演绎，我希望召唤一种可以一直共享的诗学，一种把关注点投向更伟大的精神风气的诗学。”安妮·沃尔德曼说，她通过写诗让自己领悟一个道理：“我们如何与我们的时代保持同步”。我们存在的氛围，是一个艰难时期的探索，现时期的危险不是来自于邪恶的暴力统治者，而是来自于汉娜·阿伦特完美的术语“平庸的恶”。

    目前沃尔德曼正帮助纳罗巴大学建立一个诗学计划，并教授写作，学校的承诺是服务于充满不同想象的个体、天赋和抱负。她写长诗《海牛/人类》的原因在于去探究另一种生活形态。“我渴望诗歌写作保持一种彻底的不和谐，充满奇妙和智慧，行动主义。成为词语工作者，成为搬运、筛选、移动和叙述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