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也有大变局

    也许过于看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简单化地把它视作突然降临的一场挑战和冲突，结果遗忘、贬低了“变迁之前的变迁”。……在《晚明大变局》一书中，通过强调“晚明也有大变局”，樊树志先生希望讲述的是另外一种叙事。

    中国历史上，晚明是一个风云激荡、光怪陆离的时代，并因此而持续地引人回顾、启人深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探索，还是1980年代以来兴盛的“明清市场发展论”，都将晚明当作一个重要的时段；在社会文化史领域，海内外学者都注意到晚明的风俗世情、商业文化与消费观念相对于明代前期的嬗变，并从各个角度开展了引人入胜的分析；而对于思想史及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者而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以及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带来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向来都是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全面讨论晚明“社会转型”问题的相关专著，更屡有问世，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热度”。

    在前不久的“上海书展”上，樊树志先生的新作《晚明大变局》引起了高度关注，并获评“最有影响力的十本新书”，一度脱销。无疑，这是先生多年沉潜于晚明史研究，在这一领域内为学术界及广大读者奉献的又一力作。

    《晚明大变局》一书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其独到的分析视野，全书对晚明海洋政策、贸易、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交流、士人社会等方面的变革作了系统论述，尤其将这些变革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强调“变”的外源性，这一点具有高度的启发意义。书名中“大变局”一词，充分体现出樊先生的苦心。他在正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近来人们常说‘晚清的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

    众所周知，所谓“晚清大变局”之说，可上溯到李鸿章关于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认识，而他关注之“变”的核心，在于“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由西方基督教世界及新兴的工业文明带来的外在压力，导致古老“天朝”内部的紧张、焦虑、躁动、冲突等诸多乱象，终至于走向寻求更新和变革的道路，是这一“变局”的本质。将晚明的社会变迁或“转型”，理解为类似的“变局”，无疑是革命性的：它直接否定了李鸿章“数千年未有”的说法；而且，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观中，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才被打开，在惨痛的被侵略经验和日新月异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突破旧体制的“大变局”似乎才能够到来。

    其实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身居变革“大时代”的人，或许因为炫目于身边新人新事的纷繁层出，或许因为震撼于身历耳闻的苦难、乱离，以及短时间内经历的世事沧桑巨变，沉痛于新旧时代的更替与冲突施于人心的彷徨、挣扎与抉择，往往容易过度地强调本时代及与之相伴之变革的重要性，同时有意无意地遗忘、贬低此前的“平静时代”或“停滞时代”。李鸿章关于他的时代的看法，以及今天的人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也许正有着类似的特点。我们当然无法否认近代史变迁的激烈性和重要性，但同时应该认识到，以往对于这种“近代变迁”的解读，也许过于看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简单化地把它视作突然降临的一场挑战和冲突，结果遗忘、贬低了“变迁之前的变迁”。我们以为在此之前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只是王朝更迭，缺乏“真正的”变化，尽管利玛窦、郑芝龙和揆一的名字如雷贯耳，却不足以改变我们对他们的时代的“定性”。

    在《晚明大变局》一书中，通过强调“晚明也有大变局”，樊树志先生希望讲述的是另外一种叙事。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被视作主要是传统中国内在变迁的结果，这种变迁反映着某些新的历史因素，值得重视，然而它始终孱弱，无法在西方的入侵到来之前，使中国成长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樊先生则指出，“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也就是说，外来的、“全球化”的影响在这个时代已经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它至少部分地推动了“晚明变迁”，为“转型”搭台布景。《晚明大变局》以“‘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开篇，继而详述“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无疑正是要提醒我们，“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的故事，早在16世纪已经上演。与19世纪不同的是，此时的海上尚谈不上有“帝国主义”式的强权，然而，由中国海商、日本浪人和葡萄牙冒险家构成的海上走私集团，仍然与闭关自守的朝贡体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嘉靖时期骚扰沿海十数年、为害极烈的所谓“大倭寇”，其真相不过如此。与19世纪相似的则是，海上贸易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新的利益集团与旧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推动了闭关主义体制的松动。月港当然不是香港或者上海，但在晚明时代，它所具有的意义确实同晚清的上海相似。“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实际上已经是“天朝的崩溃”的先声。

    国内商业与市场活动的发展繁荣，是各种“晚明变迁”或“转型”学说中都不能不提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樊先生以其关于江南市镇的卓越研究，已经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将近三十年后，在“大变局”的视野之下，他以江南市镇为核心，对晚明商品市场的繁荣现象再作解读。同样的，他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现象背后的国际因素：“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这种成长固然有其“内在动力”，但“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另一方面，早期全球化经济的一个著名后果，是白银从欧洲、美洲、日本和东南亚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种贵金属“为晚明社会的银本位货币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对于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来说，如果说货币——白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的话，至少它也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因素：白银流入，意味着繁荣，白银流出或者仅仅是停止流入，意味着危机与萧条。因此，即使是在晚明这样一个“传统经济时代”，国内经济形势、社会变迁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比我们以往认识到的更为紧密。

    早期全球化还将大群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位居欧亚两端的文明直接密切交流的时代。当然，说到底这也许并非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具有“思想解放”意味的心学潮流，兴起于耶稣会士到来之前，无疑是儒家思想“内在”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和成果。正如樊先生指出的，“西学”在晚明能够得到较为顺利的传播，与王学的兴起造就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界氛围有关。晚期王学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李贽，乃至实际上是站在王学的对立面“重整道德”的东林学派的诸多代表人物，与利玛窦及其同事多有接触，并颇有正面的评价。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儒学的发展方向？思想史上的命题往往不如社会经济的变迁那样，能够勾勒一个较为清晰的整体轮廓。但一个时代的风气仍能够在历史文献中留下端倪，樊先生毫不含糊地将受西学深刻影响的一代中国文人——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称为“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同后来的林则徐、魏源、徐继畬一样，他们是自己时代“大变局”的见证者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本好书的价值不局限在书的内容本身，而是能够进一步启发读者的思考。樊先生在《晚明大变局》中巨笔描绘了这一“变局”的主要方面，尤其揭示了它背后全球化时代的清晰潮声，——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大变局”一词用于晚明的历史意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可以继续追问：晚明大变局与晚清大变局的关系如何？它们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还是具有相似面貌的两个历史过程？晚明的事情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樊先生也没有给出一个简单化的回答。只是在谈到从王学、西学激荡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人结社活动时，他做了这样的评论：这一历史现象“随着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在政治高压与文化专制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成强弩之末，日趋萎缩”。将这一评论扩充到整个“大变局”的历史命运上，当然是简单化的。我们需要注意到，与16世纪相比，17世纪见证的是全球化运动的暂时退潮，贸易与经济史家发现“17世纪的萧条”，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探索则同时看到了日本的禁教锁国、耶稣会中国传教事业中的“礼仪之争”。两个文明体系的初步接触激起了火花与浪潮，但也迅速地面临着敌意和冲突，我们不知道17世纪的故事本身正是冲突的结果，或者倒是推迟了冲突的来临，给了双方积蓄力量的机会。事后诸葛亮地看，经过18世纪表面上的平静与繁荣，一场全球化运动的狂飙将在东西方世界同时展开，最终将中国带进下一个“大变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