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锁麟囊》所思

    10月2日，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北京京剧院青年剧团《锁麟囊》拉开幕布。富家大户的门口，几个跑腿的正在和贴身丫环激烈讨论着，大家小姐的不好侍候，其骄纵其挑剔已若有所感，主角呼之欲出。在台下观众的掌声顿起中，薛湘灵（迟小秋扮演）灿烂登场。一出亦喜亦悲、贫富相遇、贫富替换、善恶相报的大戏由此开始。

    中国传统戏曲的要素在这出戏里彰显。大幕合上，不禁联想：我们所争论的雅俗高下，我们不以为然的大团圆结局，我们觉得浅薄的善有善报主题，我们觉得与时尚潮流无缘的传统戏曲音乐、唱腔，为什么仍然让人有新鲜之感，仍然会觉得它充满魅力？

    雅俗分界并非像今人想得那么非此即彼。《锁麟囊》是雅的，剧本是剧作家翁偶虹创作的，其中的唱词十分高雅，文气和优雅是从每一个唱词里散发出来的，所营造的氛围比之“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一点也不弱。精彩的唱段仿佛一首完整的文人诗，又好似市井女人的一长串诉说。没有大词却有意境。这样的唱词绝不是靠堆积大词获得的，雅和俗是合流推进的。但《锁麟囊》无疑不是一出只供“文化人”欣赏的高雅戏，它是属于俗众的。故事非常简洁，主题十分明了，即使不识字的民众，一样可以欣赏其中的妙趣，感受其中的教益。“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什么鲛珠化泪抛？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号啕。轿内的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比喻有深有浅，意味却人皆可得。“我正富足她正少，她为饥寒我为娇。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道理直接，对比鲜明，俗论中不乏雅意。

    我们常常以为，雅俗是一种门类划分，交响乐是雅的，流行曲是俗的，话剧是雅的，小品是俗的，文艺片是雅的，商业片是俗的。其实，雅俗之分不在门类，“媚俗”是一种艺术上的自动放弃与背离，“媚雅”或许也是一种大俗。雅与俗是可以合流的，干净的雅与恶劣的俗是骨子里的区分。“低俗不是通俗”，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通俗艺术可以传达高尚，低俗有时也暴露在看似高妙的艺术形式中。我们有时还会自动认为，文雅的词汇、难懂的典故是雅，俗则只能是粗鄙的，直白的，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我们经常会面对两种情形：高雅的形式、费力的包装下面是内容的空洞和主题的苍白；自贬为俗的艺术不无自卑地、放任地追逐单纯的搞笑与低俗的笑料。《锁麟囊》是文人写的通俗戏。没有刻意的雅的拔高和俗的迎合。

    大团圆是剧情的结局。悲剧之后是完美的结合，尽管贫富产生了颠倒，善行却得到回报并且是善良与美好感情的汇合。我们都知道，鲁迅是大团圆的批判者，在批判国民性的要求下，鲁迅对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大团圆模式带给人的麻醉剂作用进行过批判。但今天，艺术的现代性并没有带来我们理想的情形，价值观的混乱和形式上的做作一体化地带来创作上的莫衷一是。鲁迅批判的是模式化的大团圆，大团圆当然不能是唯一的模式和刻板的要求，但作为艺术创作，主题的弘扬和创作者的目的就体现在结局的阐扬上面。悲剧也应是悲壮之美的弘扬过程，悲剧还应是理想与希望的艺术化确立。我们有时把悲剧理解为惨死过程的展示与悲惨结局的呈现，以为暴力与死亡是力量的体现，却无力写出无事的悲剧，也忘记了悲剧之美在于现实悲情中应有高扬的东西。

    善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主题。在中国的经典文学中，善是处理所有矛盾，粘合悲痛的通用膏药。每当爱情、亲情、友情的悲剧发生之后，能够提供的道德力量就是善的传递与互通。不但是传统戏曲，即使是现当代小说，也经常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故事，推动主题。善是一种道德的伦理化的概念，也有一定的抽象性，超越历史情境的善有时会因此失去抓手，反而丧失力量，并有简单化的嫌疑，有懒于面对尖锐、复杂矛盾的问题。但善本身作为一种人性之美，理应在艺术里得到温暖体现，弘扬善也是一种可称是传递正能量的方法。《锁麟囊》传达的善有善报，也是这一传统做法中的实践之一。但对这样一部容量的戏来说，它与戏剧的形式之间达成了平衡，是可取也可信的。本剧中心人物突出，主题始终贯穿，收束合理恰当，它能成为京剧里的经典，与这些要素的平均匹配是分不开的。而且剧中的演唱不是对话式的，是以主角薛湘灵为核心的大量独白，这既使故事重心不散，又满足了现场观众渴望名角尽情挥洒的热望。表演这样的戏，立住这个主角，即已成功大半。这也是由京剧艺术的普遍要求决定了的。

    《锁麟囊》是经典传统剧目，但此剧创作于1937年，演出于1940年，也可以说是一出“现代戏”。当然，它没有“现代性”，今天反观，可以视其为那一特殊年代艺术家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坚守。它在今天长演不衰的盛况，颇具启示意义和思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