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别院开始的故事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序近仲夏，时已黄昏，京师西北郊的圆明园湖光塔影，在夕晖映照下更见清幽。皇上与一众枢机大员正在勤政殿议事，全无暇顾及窗外景致。

    道光帝旻宁素称简朴，既不像皇祖热衷于南北巡幸，也不学皇父坚持要木兰秋狝，却像他们一样地喜欢圆明园，每年有大量时间于此问理朝政。英舰由浙东渐移向吴淞口外洋面，长江告急，旻宁忧心忡忡，连日与臣僚商讨对策，这天更是一拨拨召见臣工，再与枢机重臣问对定议。勤政殿，又名勤政亲贤殿，后楹额曰“为君难”，出自雍正帝手笔；东西两壁悬挂《创业守成难易说》和《为君难跋》二文，为乾隆帝御制。只是在最近几年，旻宁才感受到其意蕴之深郁沉重，再看看眼前几位枢臣，也是一个个面色凝重。就这样议至华灯初上，再至夜静更深。

    本书的主人公，身兼东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王鼎，因为恩赐病休，不在勤政殿中，却也身穿朝服来到园中，默默坐于不远处的昨斋庭，像是在等待首席军机穆彰阿，又像是等候皇帝召见。他是在下午略晚时分到的，穆彰阿等军机大臣都不在，小军机告以去了皇上那里，引他到昨斋庭稍作等候。该庭自成小小院落，与军机直房略有距离，被称作军机处别院，可供枢阁大员饮啜小憩，甚为安静。已是左副都御史、“仍留直”的陈孚恩闻讯赶来，其是“穆党”中坚，精明敏锐，早瞥见王鼎身边案上的大红封套，知有紧要奏疏，也不多问，陪聊了几句，见王鼎神色淡然，也就借故离去。待穆彰阿、潘世恩等人终于退直，闻知连忙到茶房与王鼎晤面，赫然见他挂于房梁之上，已是自缢身亡。

    王鼎是来上疏的，大红封套中装的即其长篇奏疏。他要等穆彰阿等人说话么？要等待皇上召见么？真的很难说清。由上一次陛见时的交锋，王鼎更清楚地意识到：穆彰阿便是琦善等议和派的后台，道光帝也已坐到他们一边。数日来，他从焦灼愤激中渐渐平静下来，或沉思冥会，或奋笔疾书，将心中要说的话汇成最后一折，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献给皇上。这就是“尸谏”，陈尸以谏，一死向皇上谏诤。陈孚恩猛然想起见面时光景，急趋前几步，于逝者怀中，取出那件沉甸甸的红封套……

    一位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暴亡，且自缢在军机处别院，带来的最初震惊是可以推想的。逝者当能预想到这种震惊，要的也正是这种震撼效果，却难以想象事态的走向：稍稍稳下神来，穆彰阿等即迅速分派，有人连忙解下王鼎，安放舆车上，锦被遮盖，送往其园邸“救治”；有人飞骑城内，要王鼎唯一的儿子、翰林院庶吉士王沆火速赶来；有的速召朝中几位王鼎小同乡，前来料理丧事；更为重要的是要另外造作一份“王鼎遗疏”，还要由王沆亲笔书写……一切都在严密封锁消息的状况下运作，军机处之外，包括不在现场的军机处人员，皆被瞒过。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待次日向皇上奏报王鼎病重故去，呈上“王鼎遗疏”，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大红封套还是那个，王鼎所写的主要内容，据说约有三千余言，魏源诗中称为万言，已被焚为灰烬，飘向浩渺夜空。

    闻听此讯，道光帝也觉得突兀和惊愕。几天前，这位老臣还在御前激切言事，争持嘶喊，怎会一下子就没了呢？他派近侍去吊唁慰问，希望了解到真实情况，然一切早被遮掩得停停妥妥，就是一个久病而逝。伪作的“王鼎遗疏”词意挚切，诉说对先皇和皇上的感恩戴德，诉说久治不愈的病况，大有君恩难舍之义。道光帝读后甚为感伤，谕令加赠太子太保，赏给陀罗经被，派成郡王载锐带领十名御前侍卫前往祭悼，复派军机大臣何汝霖“代朕赐奠”。

    王鼎长逝矣，东南沿海的形势更加恶化。仅仅几天后，五月初八日，英军悍然发动新一波侵华攻势，吴淞之战打响，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两江总督牛鉴仓皇逃走，长江门户大开。再两个多月，钦差大臣耆英等在英国炮舰胁迫下，接受敌方全部苛刻条款，签署《南京条约》。耆英是奉旨行事，有一则记载专述道光帝当时复杂心情：年已花甲的他，在殿外平台上徘徊竟夜，不断地唉声叹气，至东方熹微，始回至案前，提笔在条约上批朱，并嘱近侍直接交给穆彰阿，不要让祁寯藻看到。王鼎虽死，军机大臣中仍有反对议和之人。

    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王鼎都左右不了，甚至影响不了国家大局。天朝独尊的观念、闭关锁国的政策、庸人行政的局限、从上到下的贪腐，致使清朝的军事实力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碰撞和挨打是必然的。然强盗在家门口耀武扬威，四处烧杀掳掠，残破我城阙，毁损我田庐，安能觍颜事敌、不加抵抗！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有文武官员为国献身，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如定海三总兵，如金华协副将朱贵和江南提督陈化成，皆能率众击敌，战死沙场。然大清水陆官军，更多的是一触即溃，是望风而逃。人民永远铭记为国捐躯的英雄，也不会忘却那临阵脱逃的败类。陈化成壮烈牺牲后，当地百姓为之绘制遗像，几乎家家供奉，有一首流传甚广的《题陈军门遗像诗》：

    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战乃及金陵城，江涛寂静噤不声。陈将军后谁敢兵？君不见走者弃诸市，死者长如生，长如生，尸祝遍我东南氓。时余步云已伏法，牛鉴亦拟大辟，而公赐谥忠愍。

    镇海之战，两江总督裕谦殉国，浙江提督余步云畏怯逃走；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死战不退，两江总督牛鉴仓皇而逃；当大批英舰开至金陵江面，则一派风平浪静，没有人死战和战死，也没有人逃走。

    昔齐人欲入侵鲁国，孔子对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二三子者，君子之谓，仁人志士之谓也。孔夫子命弟子于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是儒学精神和道义的呈现。清朝岂无慷慨赴国难之士乎？有。如林则徐、邓廷桢，如姚莹、达洪阿，而今皆流遣边荒。举朝喑畏，王鼎奋身而起，以衰病之躯，以75岁高龄，以枢臣阁老之尊，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唤醒庸碌怯懦的君王和同僚，毅然就死，以尸相谏！

    不管怎样掩饰遮蔽，王鼎之死的真相还是很快传播开来。人们痛惜之余，将王鼎比作先秦的卫国大夫史鱼，比作楚国大夫屈原和晋国上卿范燮，他们都是诤谏不从、以死报国的古大臣，是弘毅笃实、担当道义的典范。秦汉以来，职位高峻优崇如王鼎者，因事诛戮赐死、争权夺利而亡的可谓多矣，若说到为国家民族甘愿捐躯，誓死诤谏，枚数无几。

    康熙帝以下，历代清朝帝王，包括旻宁，对儒家学说浸润甚深，经筵日讲，朝乾夕惕，奉为立身治国之圭臬，岂不知城下之盟的耻辱，以忧患交并，影响到皇权稳定，所不顾也。穆彰阿、潘世恩等重臣皆出身翰林，饱读圣贤书，兼上书房总师傅和庶常馆总教习，岂不知礼义廉耻，以大富大贵在身，所不顾也。王鼎起身寒素，位极人臣，在京有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在故乡有众多仰仗资助的族人亲友，岂不知爱惜身家性命，以大节大义在上，所不顾也！吴宓先生论顾炎武，提出“殉情殉道”一说，极有见地。他说的道即中华传统的道德义理、儒家统绪。王鼎是中华文化的殉道者，他平静从容地选择了死，充盈着纯正坚贞的大爱，一死以警醒世人，以报国殉国。

    本来是要以“王鼎大传”作为书名的，改拟今名，实由于写作重点的稍稍转移。王鼎形象，只有在与同时朝廷大员的比较中，才更能凸显其价值。与传主的决绝赴死相映衬，是更多位高权重者的弄权营私和尸位素餐，他们都是“国之大臣”。大臣，国家之栋梁也，既指官职之尊崇，亦内蕴着道德精神的要求，关乎体和用、守与为。《左传·昭公元年》曰：

    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是今知最早对于“大臣”的相关论述，说君主对待大臣要尊重礼遇，取其品性才具等大端。宠禄：宠幸和富贵。大节：既指品德操守，指临难不苟之精神，又指国家安危存亡的大局。而道光帝为王鼎亲撰像赞，亦以“国之大臣，重在品行”开首，重点则在“言谨事敬”，见出与前者的明显差异。从乾隆以讫道光，常可见清帝训谕中有“二三大臣”，以及“得大臣之体”、“失大臣之体”字样，期望甚殷，要求多不外“言谨事敬”。其也是大臣的应有之义，却非大节。

    清代凡三品以上官员皆可称大臣，出诸皇帝之口，主要指枢阁等贵近重臣。嘉道两朝，国家由盛而衰，内忧外患，其间的万般滋味，近侍大臣应先行感知，表现则因人而殊，清正与贪酷，明练与愚钝，耿介与圆滑，勤勉与怠惰，谨畏与恣妄，共构成一幅墨色淋漓的政治画卷。本书以王鼎为引线，以军国大事为节点，带写出一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或全须全尾，或数笔点染，着力处在于信仰和担当，在于无论顺逆，都不忘山河社稷，不忘一己之大臣品概与节操。

    古今中外的政坛，从来不缺少聪明睿智之大员，嘉道两朝亦然。如曹振镛，如潘世恩和穆彰阿，如琦善与伊里布，都富于官场智慧，精擅趋避平衡之术，也还算不得当朝奸佞。唯聪明才智一旦与私欲相混同，便生机巧圆融，先贤书中倡导的人生准则便被销蚀。“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数语虽出于魏晋时嵇康之口，亦堪为嘉道两朝写照。然中华文化的经典存在，二三读书种子和纯正大臣存在，华夏道统就不会泯灭断绝，风骨、信仰与气节就会因时激撞，愈抑愈强。王鼎就是一个例证。

    （本文为作者《国之大臣》一书引言，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