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追求：写在《西方史学史》发行十万册之际

    复旦版《西方史学史》初版于2000年，迄今已十五年。最近，出版社小史告诉我，这本教材的第三版已重印7次，连同前两版，三版合计共印了二十二次，印数已超过十万余册。这个消息，犹如炎热的夏日迎面吹来了一阵凉爽的风。

    《西方史学史》不是一部流行小说或时尚读物，在全国大学众多的教材中，作为一本史学专业的教科书，能有这样的成绩，虽说不上奇迹，却还是让我们有些惊喜。

    该书初版就获学界好评，张耕华教授评价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完备的一本西方史学史教材”，是把“教材的写作与学术研究进行完美结合的著作”。此论过誉，愧不敢当，然而“最为完备”“完美结合”却是我们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从初版到三版，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修订的过程，贯彻这个过程始终的就是从认识上十分重视、从实践上不断强化本书的学术品位。个人以为，这是一部教材取得成功的立足之本，舍此别无他途。为此，我们特别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与大家分享。

    其一，深化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此乃本学科开拓与创新之要务。

    时代要求我们与时俱进，而不能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也是这样。先贤梁启超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为“史学史的做法”创设了初始的方案，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超越先贤之架构的中国史学史新作陆续出版，其创新充分显现在史学史的内涵与外延的深化上，这自然影响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写作。第三版的《西方史学史》，与前两版相比，新增中外史学交流篇，并作为“压轴”；添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扩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增写西方史学史之史，包括西方自近代以来的以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这正是西方史学史学科内涵的深化、外延的拓展。

    其二，以深入的学术研究为支撑，密切关注学术前沿问题，把国内外有关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介绍给读者。

    编教材易，但编出一本好教材难。倘没有对本学科的基本素养，尤其是对它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靠“剪刀加浆糊”式的编书术，那么编出来的书必定是平庸的。本书各位编者对西方史学史研究训练有素，均对西方史学的某个时段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且他们外语娴熟，注重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汲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还是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写作团队的成员。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本书的编写中，抛弃陈说，阐发新见，比如书中关于古典希腊史学（尤其希罗多德）、近代早期的西方史学（尤其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史学）、19世纪的西方史学（尤其兰克与兰克学派）、晚近以来的西方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等多个章节，都是几位执笔者近年来潜心学术研究的结晶，这就为提升《西方史学史》的学术品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落到了实处。本教材之所以连续多年长销不衰，正在于编写者的学术研究成就和对学术品位的不懈追求。

    其三，深入浅出，叙史方式的精进。很多读者都跟我提起过，此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文字流畅，读来毫不枯燥。这说明本书对叙史方式精进的追求取得了预期效果。古语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信然。

    西方史学史不是写西方的历史，而是要研究西方历史的历史，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对历史的反思，在那里，史家纷出，学说杂沓，内容较为深奥，不易学，更难于写。作为本书的“主编”，我很尊重各位编写者的学术个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独创性，但对教材的文字表述，我却有统一的要求：一是对于自己所写的部分，要有深入的研究。只有自己弄明白了，也才有可能让读者明白，须知食洋不化就会装腔作势，囫囵吞枣势必佶屈聱牙。二是文风力戒“高头讲章”，须深入浅出，文字力求通晓流畅，可读性强。我们的目标是，作为教材，首先要为万千的莘莘学子所接受，同时也应成为饱含编者研究心得的一本学术著作，能为史学史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这对于我们来说，自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追求与期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西方史学史》也不会止步，将在新的起点上前进，继续修订，永不满足，不断强化教材的学术品位，希望打造成“精品”，来回报社会，奉献学界。最后要特别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一以贯之的支持，尤其是莘莘学子始终不渝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