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苏俄“情结”

    20世纪50年代，青年人一心想的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认为苏联一切都像她的影片里所记录和描绘的美好，对她有十分深沉的情感。

    我们中文专业的学生自然就从学习苏俄文艺开始。在同学中，读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的译作是一种时髦，谁若是背不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几首诗，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会讲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新人的故事”，便会被人看不起。如果还能背伊萨可夫斯基的诗，能唱《三套马车》《喀秋莎》，甚至还会用俄语唱几句，那就足够可以在任何人面前骄傲一番的。

    当时苏联的出版物在外文书店卖得非常便宜，一本小说书和苏联中小学生的读本《祖国语言》和《祖国文学》大概只相当于今日的一元多钱，《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和《鳄鱼》《星火》杂志等也都只需块把钱。杭州的“中苏友好协会”有很多苏联赠送的书籍和刊物，我从那里借到一期《少先队员》杂志，读到女作家A·巴尔托的电影剧本《阿辽沙锻炼性格》，便把它“翻译”了出来。我先是将译稿投寄给本地的出版社。我的译稿很快就有了回复，说是接受出版。我洋洋得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两三个要好的同事。谁知其中一个或者全都把我出卖了。今日的人大概想不到，当时，向领导汇报同事或朋友的“问题”是“靠拢党”的积极表现，纵使是揭露他的“错误”和“缺点”，也是为了“帮助”他。或许这个汇报的人是出于这样的“好心”。于是，我的译稿被退回来了。随后，我这个死硬派便悄悄把这部译稿寄给北京的“中国电影出版社”，似乎那边没有审查就在1956年出版了。

    《阿辽沙锻炼性格》的稿费为我买来一架收音机，是我所住的教师集体宿舍中唯一的一架。于是，我又增加了一项业余爱好：主要是收听音乐。

    一次，偶尔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我被吸引住了，从此，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准时收听一次或两次。那是我最热衷的文化活动之一。“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的时间大概在每天的中午十二点半和傍晚或六点半两次，每次广播结束前，播音员总会说欢迎和希望听众给他们写信联系。电台对我们中国听众非常友好，不但每信必复，虽然写的中文弯斜不工整，但字句非常亲切，且一定有点小礼品，大多是一些漂亮的明信片或者年历之类。

    我很喜欢给莫斯科电台写信，也收到很多电台寄来的明信片，可惜大部分都在“文革”被“小将们”抄走了。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莫斯科送我一本《涅瓦》杂志的事。

    那段时间，只要是苏联和俄国作家的作品，我都喜欢。其中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现当代的作家中，我喜欢伊萨科夫斯基的诗。我还喜欢一个不太有名的诗人尼古拉·格里巴巧夫。不管是伊萨科夫斯基还是格里巴巧夫，对他们的生平都不了解。大约在1959－1960年间，或许更晚些我忘了不知从哪一本杂志上看到，说我们大家都读过的小说《团的儿子》的作者瓦连京·卡塔耶夫，以格里巴巧夫的生平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诗人》发表在1957年的第1期《涅瓦》（Нева）杂志上，我的心中产生一种渴望的冲动。我写信给莫斯科广播电台，说是否可以代我购置这册杂志。不知什么原因，以往一般说，大约半个多月，即可收到回信，但这次半年多都没有接到回信。现在回忆起来，实际上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但当时这些国际间的事，在一般百姓中间是完全密不透风的，一点也不像今天。不过后来我突然收到莫斯科电台寄来一封厚厚的信，拆开才看到，原来就是我盼望已久的《涅瓦》杂志。

    我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刻开始阅读，并在业余时间里，花了几个月试着把它翻译了出来。只是时间已经到了1961或者1962年，传说很多，说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实际上苏联专家早已于1960年被召回，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很少发表从俄语翻译的文章，我的译文也屡屡被退回，除了当时发表文章都得经单位“政治审查”不能通过外，这也是一个因素。所以我的《诗人》的译稿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而只在“文革”中，在我原有的“世仇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外又加上了一条“里通外国”和“苏修特务”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