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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以来，面对着欧风美雨的侵袭而束手无策时，中国人似乎总有一种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社会的看法。这种看法最初被包裹在进化论的外衣之中，而后又在五四时期的文明论战中广泛呈现，最终在教科书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第发展的序列中得到最为有力的论证。起码至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被看作是日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呈现的面貌为千年未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还附随着讲求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儒家礼教。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且不说春秋战国的和战变动，也不论中古的动荡和佛教化，更不提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以经由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而后受到海内外汉学界广泛响应的“唐宋变革论”而言，便极其有力地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看法。在这一论说中，宋代被视为近世史的开端，科举制及相关选官制度的普遍化提供了超越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经济中心的南移、坊市界限的突破代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兴盛，而南宋兴起的新儒学则提供了不同于两汉儒学的世俗化精神来源，甚至那种为应对辽、金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威胁而兴起“夷夏之辨”观念，也饱含着民族认同的人我之分。可以说，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变，堪比欧洲现代性的兴起，可谓为多元现代性的一种有力论证。
“唐宋变革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富含多种复杂面向，相关的研究也不胜枚举。新近翻译出版的柏文莉（BeverlyBossler）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一书所聚焦的是宋代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呼应了从郝若贝（RobertHartwell）到韩明士（RobertHymes）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对这一关系的研究，而背后至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就来自“唐宋变革论”中关于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转型。
郝若贝在198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中，认为这种社会精英的历史转型实际发生在两宋之际，北宋政府仍然是由一小群“职业精英”构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级把持，只有到北宋后期、甚至迟至南宋，由于党争和政治动乱，富含乡土气息的“地方精英”才最终取代“职业精英”，获得政治权势。而韩明士在关于宋代抚州精英的著名研究中，则修正了郝若贝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地方化的趋势确实不容置疑，但带着部分世袭成分的“职业精英”与“地方精英”在抚州的个案中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其间阶层的递嬗和变迁需要更为细致的厘清。
从总体上说，柏文莉在本书中的研究并没有突破郝若贝和韩明士所塑造的格局，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深化、细化甚至是推进了二者的看法。她通过对两组人群——两宋的宰相家庭和婺州地方精英——的考察，细致勾勒了婚姻、科举、家族、经济等因素对于不同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响。一方面，她延续了韩明士对于移民和婚姻模式在两宋精英地方化上的作用，侧重探讨精英的政治活动与其社会活动，特别是婚姻关系的互动，而非仅仅注目于党争等政治面向。另一方面，她对郝若贝关于“职业精英”和“地方精英”的区分，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补充。在她看来，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精英内部，非常精细的身份等级塑造了社会生活，人们重要的社会决定（其中最显著的是婚姻）均基于该等级”。但同时，“社会地位作为一个连续体在运作，阶级差别并没有将高级官员独立于富裕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也没有将富裕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与家境一般、目不识丁的乡党分开”。这也就说，宋代社会一方面注重门第等级的区别，但同时由于科举制、婚姻关系以及南北宋之间的政治动荡，稳固的世袭士阶层已经不复存在，官吏与业儒，甚至是与寻常布衣之间的自由流动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中，个人或者单个家族并无法单凭自己的实力确保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稳固，而只有通过多种手段，或者以科举致仕，或者与显贵联姻，或者到了南宋后期以道学见长，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维持地位于不倒。
就此而言，柏文莉揭示了宋代社会一个为人所习焉不察的面向，那就是宋代实际上承接着两种不同性质的阶层流动传统：一种是中古至唐代的注重等级门第的传统；一种是由唐代开启而在宋代勃兴并在此后的明清达到高峰的以科举制为中心的饱含平等意识的传统。一方面，宋代已然无法围绕“世家大族”维持社会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它也还远未达到明清的宗族繁荣程度，作为一个群体的“士绅”仍在孕育之中。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家族关系在宋代仍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资产，但历史悠久的家世出身不再左右政治影响力，并且逐渐丧失了社会威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于个人能够影响家族命运潜力的全新认知，用宋代的说法，个人可以‘以进士起家’”。这种认识促使彼时人日益重视后人的教育、联姻对象、社交网络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在那样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中权势转移的重要因素。
祖辈位居权贵，并非全然可以福泽子孙；布衣起家之人，也一样可以苦读而平步青云。在柏文莉以一半篇幅处理的宋代宰相地位流动的研究中，那些万人之上的相门子弟虽然可以通过恩荫、别头试等方式获得步入仕宦的机会，同时在荐举制度中获得特殊待遇，但若是个人无才无能，仕途也不免荆棘丛生甚至戛然而止。倒是那些潜力巨大的新科进士，由于有着非凡莫测的仕途前景而备受青睐。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潜力，往往招来“大家著姓”的目光，成为权贵们检择乘龙快婿的对象，从而快速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飞跃。借着联姻，一方面那些老牌权贵分散了因子弟无才而带来的家庭没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新贵们也得以通过最快的速度摆脱因出身贫寒之家而造成的闭塞局面。科举制与联姻互相配合，共同维系了两宋的等级流动和阶层转型。
在一个没有世袭贵族的时代，显贵与贫寒不再有此界彼疆的不可突破的界限。宋人的科举制度和联姻关系（在柏文莉的书中还描述了更多因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趋平民化的社会，没有人会永远是权贵，也没有家族会永远籍籍无名。这似乎暗合了“唐宋转变论”的题旨，也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荒谬。
但是，阶层等级真的不存在吗？也许那种世袭的、稳固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但一种流动的、脆弱的等级制度却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贫寒子弟、地方没落精英们硬着头皮往上爬，期待一朝获得功与名。另一方面，那些功成名就的达官显贵，又何尝不是在苦心经营关系网、婚姻网，谨小慎微，期望着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要被时代的洪流冲击，而达致稳固的位置。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在两宋社会的过渡时代，每个人实际上都“流露出对于生活和命运无法掌控的焦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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