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雷鸣的人物评传《书法神探曹宝麟》好读、耐读,也喜欢读。其中的两个要素均是我关心的,一是书法,二是曹宝麟。书法是传统艺术,一直牵动中国文化的根脉,围绕书法的话题至今没有终点。曹宝麟是当代优秀书法家,那一笔典雅的行书,翻云覆雨,形神兼备,深得读者佳评。曹宝麟又是学者,治书法史,长于碑帖考据,研究与发现,常使读者恍然大悟,觉得曹宝麟的眼光特别深邃,特别有力量。或许因为如此,于雷鸣的大著定名《书法神探曹宝麟》,恰当,也妥切。
显然,曹宝麟是复合型书法家,也就是说,他不仅仅以字美名动江湖,还以学问令人信服。我是曹宝麟的读者,愿意看他的字,更愿意读他的文章。他的字容易理解,谨严是其举止,典雅是其神情,冷寂是其格调,端庄是其气质。看他的字一如欣赏美人,可以不听解释,即被感染。甚至可以不去仔细端详,美感便从心间流过。不过,读他的文章就没有这么简单,精神必须集中,思路还要清晰,当然,必要的文史知识和文化修为不能缺少,这是“书法神探”的要求,这是学者曹宝麟语言修辞的规定。
于雷鸣也是在曹宝麟的书法和研究中确定了评传的结构。第一,作为曹宝麟书法的热爱者和研究者,他在时间的积淀里“考据”曹宝麟的书法,早年的启蒙,目标的确定,审美观念的形成,创作才能的展现,是于雷鸣“考据”的线索与过程。于雷鸣看重曹宝麟典雅的书写,他在节奏分明的笔墨韵致里嗅到了文化的沉香,他自然觉得——“‘书法爱好’,是曹先生的自谦。众所周知,他对书学研究的深度,书法创作的高度绝非常人能及。”
于雷鸣的判断,我是赞成的。的确,曹宝麟的书学研究有深度,曹宝麟的书法创作有高度,深度与高度是平等关系,因为深度才有高度,或者说因为高度才有深度。我觉得,于雷鸣着迷于曹宝麟的“深度”,在《书法神探曹宝麟》一书的第一章“书法神探”里,首先透露出曹宝麟考据米芾一百多幅书法作品,排出次序,解决了书法史研究中若干个重要问题。同时,曹宝麟“又花费十年心血,锁定近二百通以尺牍为主的北宋书迹,按乾嘉学派的路子,对所涉及的一百五十多位北宋书家顺藤摸瓜,探洞微,使得诸多历史谜团豁然开朗,水落石出。”
曹宝麟的学术功夫有来路。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古汉语词汇学硕士研究生,问学王力先生。王力“例不十,法不立”的学术标准自然影响了曹宝麟,他坚持这种标准,矢志不渝。
于雷鸣的研究与写作,有倾向性。他不喜欢单一性的书法家,也就是依凭竞技、除了写字无它挂碍的书法家。他的历史知识告诉自己,书法家要有学问,要有才情和性情。不知道他是不是以这样的出发点选择了曹宝麟,事实是,曹宝麟作为书法家、学者,还在写诗画画,还在手札中呈现传统文人的趣味,广博与丰富,让于雷鸣有话可说。
解读曹宝麟也需要曹宝麟的“神探”功夫。于雷鸣注意细节,他考察曹宝麟的人生经历,对他的交游、趣味兴趣尤重。好在曹宝麟是现代人,人证、物证,不会让评传作家误读误解。但是,避免误读误解,不是轻松的事情,在假话连篇的当下,发现真相,诉说真相,没有“神探”的细心与勇气怎么能行。于雷鸣也有乾嘉学派的治学本事,他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以诗证史,又于案头研读曹宝麟及其友朋旧札,一点一滴汇溪成流,把当代学者、书法家曹宝麟真实的情感与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写点字,也写点关于书法的文章,对所谓的书坛不算陌生。我总觉得当代书法家其实热闹,实则孤独。对名利的追逐,对权势的谄媚,对弱者的凌辱,以及造谣惑众,相互攻讦,让现实失去很多美感。于雷鸣在“北大三友”一章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的君子之谊。三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该是文人相亲的现实版。1991年,曹宝麟的书学著作《抱瓮集》在台湾出版,波澜微起,改变了台湾学界对大陆书学研究的认识。作为学者,处女作《抱瓮集》的出版,也为曹宝麟赢得了声誉。
评传不好写,于雷鸣写好了。《书法神探曹宝麟》见功夫,也见才情,后一点着实不易。许许多多的评传不可谓不完整、不扎实,然而,阅读起来难免晦涩。优美的文字修辞,富有感觉的笔调,可以巩固读者阅读的信心,也会让读者对评议的对象有诗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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