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称“泰斗”“教父”“××之父”

    前些年，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是：“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说的是高等教育及职称评定中产生的乱象；后来，好像职称贬值，称教授已不太吃香，又刮起称“大师”之风；近年来，叫“大师”似乎又不太过稳了，“泰斗”“教父”“××之父”开始时兴了起来。君不见现在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这类称呼时时出现，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搞不清怎么突然又进入了一个文化兴盛、学术繁荣、巨人辈出的时代。

    不过，稍细考量就会发现，“泰斗”“教父”“××之父”此类称呼,对一般群众并不能产生多少作用。说白了，他们不知道这类称号具体是什么含义，不清楚这些大帽子到底是多大尺寸，除了稀里糊涂产生点敬畏，却也不会多问多想。而对一些业内人士，听过之后稍一回味，则徒然是增添笑柄，也不可能更多些高看。

    毫无疑问，“泰斗”“教父”“××之父”这类称呼是好的。对一个人来说，能获此殊荣，就成极品，是登峰造极。余生也愚，见闻寡陋，而据我所知，“泰斗”之谓，指泰山北斗，是比喻德高望重或有卓越成就而为众人所敬仰的人。那可是众望所归、交口称许、仰之弥高者，不是少数人喜欢或几个人吹捧得起来的。即便如此，过去一般学界也很少以“泰斗”来称呼大学者，倒是江湖上特别是演艺界喜欢用它来号令门人，招徕观众。至于“教父”“××之父”等称呼，似乎均来自国外，查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均不收这样的词条，就证明它们不是现代汉语言中规范的称呼。“××之父”自然是极高评价，但有时经不起琢磨。即如最近有人因引进和研究某种羊种被尊为“××种羊之父”，有调皮的读者就说：那不就是一头公羊吗？有一次我和钟敬文先生聊天，说起他被人尊为“民俗学之父”，他不无揶揄地说“那还有‘之母’呢？”至于“教父”之称，西方人信教风习，需在教友中托一位长者庇护，是为“教父”，并无太多“教导”之意，且因为有时（并不通常）和江湖帮会连在一起，不免还带点黑社会色彩。既然如此，我们中国人真要尊称某人，为什么不按我们自己的习惯呢？

    从现在情况看，一些媒体人喜欢用这些名号，除为引起轰动，吸人眼球，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一些学科的历史发展知之甚少，不知道他们要尊封的人在该学科领域成就究竟是多大，成就又是怎样得来的。一句话，不知道山外还有山，天外还有天。即以我熟悉的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来说，我上一世纪50年代前半期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真是名师如云，随便数数即有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穆木天、刘盼遂、李长之、谭丕谟、叶丁易、陆宗达、启功等（那时启功先生还只是副教授，排名只好靠后），他们一个个声振遐迩，名扬四海，以现在的标准谁都称得上“泰斗”“教父”“××之父”！经过他们辛苦的传道授业，今天他们的学生即便取得多大成绩，也是接过了他们开拓整合的资源，站在他们的肩上摘下几个已经成熟的果实。充分肯定这些后来者的努力和创造是应该的，却不应割断他们和老一辈的承传关系，贸然就给这些晚生代加上什么“泰斗”“教父”“××之父”的名号，好像他们是孙悟空无父无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同样别的行业领域又何尝不是这个理！

    就我所知，其实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大学问家并不喜欢人家用这类花里忽哨的名号称呼他。启功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不但不喜欢一些大而无当的名号，连别人尊他“名教授”他都力辞，说：“‘名教授’就是有名字的教授，哪位教授没有名字？说我一个有什么意思！”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要做他的专访，他连连摆手，说：“我的老师陈垣老校长还算得上‘东方之子’，说我‘东方之孙’还差不多。”这虽然是他的谦逊，也表明他肯定承传不割断历史的严正科学态度。

    是的，我们的社会现在虽然是市场经济，一切讲究包装，吸人眼球，但也不要太过虚张。特别是文化界、学术界，就更要实事求是而戒哗众取宠，切忌浮躁，升虚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