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军兴衰看近代中国之殇

     作为第一部全面表现淮军的纪实作品，《淮军四十年》以“中兴名臣”李鸿章及其麾下淮军的兴衰浮沉为主线，重溯了淮军神话缔造与破灭的全过程，并自然勾勒出中国近代史概貌。在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历史眼光统摄下，《淮军四十年》的质地无疑是瓷实而考究的。

    诚如梁启超所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1862年到1901年，李鸿章与淮军先后经历了从镇压太平军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海战到庚子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也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复杂际遇成就了“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李鸿章，由其仓促组建的淮军，在拯救大清的保卫战中，镇压内乱，抵御外侮，力挽狂澜于既倒，一步步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曾无往不利的淮军最终进退维谷，溃不成军。李氏的政治生涯与淮军紧密相关，其仕途亨通源于淮军的日渐强大，落魄官场同样因为淮军的一败涂地。淮军是李氏的政治资本，同时也是国力强弱的晴雨表。在淮军的崛起中，我们不难想象它所承载的期望与荣耀，以及一个民族求强求富的夙愿；而在淮军的衰亡中，亦不难体味近代中国的苦难与屈辱，以及近代化历程的苦涩与沉重。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季宇能够跳脱出普遍的思维定势，穿透层层叠嶂的表象，探寻历史的客观面目。如对李秀成末路决策的分析，就摆脱了“成王败寇”的俗见；从“天津教案”对李鸿章政治命运的影响，看到历史的偶然性同样不容忽视；而对《中法天津条约》签订的利弊权衡，则向盲目的民族义愤敲了一记警钟。同样，对李鸿章以及淮军的发迹史，不溢美，不掩恶，而是以翔实可靠的史料说话，努力避免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季宇塑造的李鸿章，既有治平之志，又热衷名利；既知人善任，又腹黑奸诈；既能得风气之先，又深谙妥协周旋之道。李氏一生，半为军事，半为外交。前期组建淮军、血溅姑苏、曾李瓜代，令人侧目。后期虽老于官场，善于斡旋，终究还是与曾国藩殊途同归，因《辛丑条约》的签订而落下“卖国贼”的骂名。由爱国、报国到卖国，季宇成功还原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政治家的形象。至于淮军诸将，在齐备的人物档案之外，多通过其政治军事作为，辅以趣闻轶事烘托主要性格。诸如“淮军第一悍将”程学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清朝赵子龙”郭松林、“鬼奴”丁日昌，以及刘秉章、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聂士成等，重点刻画的十数名淮军将领，无不个性鲜明。

    为全方位地展现历史，季宇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件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连缀起来，尽可能传达多种声音和信息。在此过程中，作者多次现身，或直接讲述亲历历史现场的感受，或间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现实态度。试看，“历史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这些意外不仅使枯燥的历史变得富有戏剧性，而且也常常导致历史的脚步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千万别小看了这些聒噪，这里同样是战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却险象环生，暗藏杀机，稍有不慎，便会落入陷阱，葬送前程，甚至被置于死地，身败名裂”。这样文学性的语言，不仅让《淮军四十年》气韵灵动，更透露出作者的坦诚、宽厚与睿智。

    作品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首先是主要人物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是晚清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虽为师生，然为人为官之道迥异。曾氏恪守儒家要义，属传统保守派，李氏则重实用原则，代表现代过渡派。二者的人格差异深刻影响了湘军与淮军。其次是军事力量代际对比。八旗、绿营军腐化堕落，卫道救世的湘军取而代之。淮军出于湘军，通过“尽改旧制”而超越湘军，完成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转型。后期淮军又重走八旗与绿营军的旧路，陷入可悲的历史循环。再次是中日改革对比。清政府三十余年的自强新政，仅止于器物层面，思想上仍抱残守缺，体制上陈腐不堪。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全方位的改革使其迅速崛起。日本当局励精图治，中国当权者却贪图享受，两国对海防建设的殊异态度，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胜败归属。此外，还有朝中帝后两党、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势力对比，等等。通过诸多对比分析可知，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寄生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行将谢幕的腐朽王朝里，纵有王佐之才，也无法避免悲剧的命运。淮军神话的破灭，同样无可幸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回溯淮军从崛起到末路的历程可知，如果没有制度与思想层面的革故鼎新，装备再强大的队伍也会被腐化堕落的毒瘤侵蚀殆尽。全方位改革才能强国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