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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7月29日 星期三

    互文的阅读

    凸凹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7月29日   03 版)

        早在1980年就读到了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那时我十七岁,刚就学于我不太喜欢的一个专业——北京农职院的蔬菜专业,小说所展示的风景和情调正吻合了我的心境,遂废寝忘食地读。

        讲台上班主任口沫四溅地讲遗传育种,我隐身在桌洞沉浸于于连·索黑尔和德瑞纳夫人的偷情,以至于他悄悄地移过来,我也没有察觉。书被没收还不算完,他上告到学校教导处,说我年纪虽小,但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却深,有不健康的生活意识,便建议校长召开全校大会,让我在众人面前做检查,以杀一儆百。

        我便在学校大礼堂振振有辞地做检查,其效果却出乎班主任的意料——一是我因此在学校出名,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爱读书的人,个别女生还对我生出敬慕之情;二是大家反而都对着这部书产发了兴趣,好奇之下,偷偷地找来读。

        之所以写出这段往事,是因为近日系统读了司汤达的散文、特别是昨晚耽读了他的《论爱情》,强烈地感到,他不仅是小说的大家,还是文章的圣手。那时的开端,好像就是为了今天的接续,让我全面地了解一个作家。也就是说,我与司汤达有缘。

        他的散文有通透之象,不管是抒情、叙事,还是专论、游记以及书简都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结合了政治的、文化的、时代的、社会的发端、脉动和风致,纵横捭阖,言而及物,感性和智性交相辉映,有力透纸背的文学魅力,让人醉而忘返。

        还有一点,读了他的文字,让人更确信“太阳底下无新事”——因为他旧时的阐发,能在今日找到种种对应;其在常识层面的言说,能穿透时空而折射、讽喻今天的世象,一点过时和老旧的感觉都没有。可以说,他的小说或许有时过境迁之虞,但他的散文则有恒定的“静观价值”,堪称不朽。

        以他的《论爱情》举例。

        既是“论”,自然要有观点,他对观点的阐述,不仅全面照拂,汲取各方经验,还层层递进,做到针脚细密、持论周匝,让人不可质疑。最可喜处,是他善举例,让生动的人与事予以验证,就感性丰沛——虽是形而上的议论,也活色生香,有很强的现场感。用今天的话说,他写的是在场主义散文。

        比如他说整个阿拉伯世界,最能出现爱情的典范。为什么?首先、“昏暗的帐篷”“孤寂的沙漠”,给爱情的产生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其二、伊斯兰教义的有关规定,不仅使情夫和情妇之间,建立了平等的关系,而感情的约定,有神圣的意义。“在阿拉伯人的帐篷里,山盟海誓绝不会遭到亵渎,背信弃义这种罪孽的直接后果就是受到被人蔑视或死亡的惩罚。”即便是一夫多妻,即便是暗通情缘,一旦确定了爱情关系,就不能厚此薄彼,都要给予尊重,也不能轻易抛弃,要切实地担负起责任。

        这不免让人想到宗教在情爱中的作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西方人,在签订感情契约,或走进婚姻之前,男女的恋爱、包括性爱,是十分自由的。但是,一旦有了契约和婚姻关系,就立刻有了极为严谨的态度,他们十分自律,绝不任性放纵。因为他们的教义中,婚姻是上帝所赐,有不可亵渎的神圣。与之相比,中国人则有着相反的态度——恋爱时虔敬,为了得到;婚姻后失敬,为了更多地得到。红杏出墙,珠胎暗结,偷情、婚外恋,屡屡发生。即便是也有礼教的节制,但是与信仰的力量相比,总是苍白无力。因为教化是外在的劝谕,而信仰则是内心的尊崇;一个是客观的监督,一个是主观的自觉,作用自然就不同。

        司汤达把爱情放在文化背景下进行考量,让自己的结论有民族性格、人文作用的支撑,就言之有据。好像他不满足于他学理和观点上的正确,他更注重为爱情本身画像。他描绘道——

        在阿拉伯塔格莱卜部落,一位富裕的基督教姑娘爱着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她把自己全部的财产赠给他,以赢得青年的爱情。但倾尽财宝,却未获取真心,一切破灭之后,她付给一个艺术家一百个第纳尔,请他为自己塑一座她所爱的那个青年的雕像。雕像塑成成之后,姑娘把雕像耸立在她每天要经过的地方,深情地朝拜。起初她总是亲吻雕像,后来她心力渐竭,就久久地坐在雕像前暗自垂泪。直到夜色降临,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这种情形无限地延续着,直到那位男子逝世的那一天。她闻讯而来,乞求能最后再看他一眼、并允许她吻一下他的遗体。如愿以偿之后,她仍然回到那座雕像前,和往常一样向它致意并且不停地亲吻它,然后在它的旁边躺下。天亮之后,人们发现她已气息断绝,她的手指指向她临终写下的几行遗言。遗言里的意思是说,即便是她终生与自己的爱情无缘,但是她无悔。

        司汤达的用心,是让人们超越具体的爱情对象,甚至是尘世的感性之爱,爱上爱情。

        这里可以看出,司汤达对爱情有着深刻的信仰,即便他一生总是跟爱情擦肩而过,心中留下了累累伤痕,但是他痴心不改,为爱情泣血而唱——唱感天动地的爱情圣歌。

        既然如此,如果再返回头去读他的《红与黑》,说于连·索黑尔、德瑞纳夫人,甚至德拉穆尔小姐是伤在不对等的爱情之中,都是悲情人物,就显得过于轻浅了。

        所以,要真正理解一位作家,要进行互文的阅读,要把他自身的经历、人格的底色和心像的构成融汇进去。那样,就感同身受了,就避免了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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