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汪曾祺的足迹

    汪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南京赶到北京八宝山向遗体作别。汪先生静躺在鲜花丛中，放的不是常见的哀乐，而是《天鹅之死》。我那天有点失去控制，哭成泪人似的。后来我看录像，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刹那间悲痛从内心涌出不能自已呢。后来想想，我们这些人都有些依恋、依赖老爷子。他是一代人的教父。他走了，自然会如丧考妣。

    鲁迅曾经是一代人的教父，这在书上、文学史上和报纸上经常会得到确认。而汪曾祺作为新一代人的教父，很少有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去这么想。我在《被遮蔽的大师——汪曾祺的价值》一文中曾经写过：“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文学本身大浪淘沙的洗礼，汪曾祺的价值在显现，尤其作为文学教父的身份在慢慢地凸显。

    文学教父的价值不在于政治地位，不是因为占据了某个重要岗位就一定能够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文学教父也不是博导之类的学术位置，并不是收了多少学生或者带了多少徒弟，而是对年轻作家的精神熏陶和滋润。鲁迅当过大学老师，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鲁迅在大学里无疑影响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另一方面柔石、萧红、萧军等并不是在鲁迅任教的学校读书，他们反而比那些在大学接受过鲁迅教诲的学生，更具鲁迅的文学精神。汪曾祺没有当过大学老师，虽然后来也间或收些“学生”，比如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颁奖时，接受赵本夫的跪拜，算是当了师傅，收了弟子。但汪曾祺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更多地还是通过他的文字和作品。比如他对阿城《棋王》的评论，影响的不仅仅是阿城这样一代人，对其后的年轻作家影响更为深远。徐强在年谱中提到，1993年在海口、三亚召开的蓝星笔会，在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很少提及到，而当年汪曾祺和之后驰骋文坛的王朔、刘恒、苏童、格非以及评论家陈晓明、王彬彬等人交往，就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因为当初参加会议的全是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唯一的老作家就是汪曾祺。作为蓝星笔会策划者之一，我目睹了青年作家们对汪曾祺先生的崇拜敬仰之情，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老先生被簇拥和爱戴原是因为青年作家对文学教父的无意识的认同。

    铁凝在汪曾祺去世十周年的会上说到汪曾祺对她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位大师，他的文学成就一直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他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学养、人品和文品，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汪老去世前，我曾有机会多次与汪老交谈，他幽默机智的谈吐，乐观爽朗的人生态度，贯通古今的学养，奖掖后人的热情，时时感染着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汪老那里我体验最深。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可以清晰浮现。今年新春之际，我和几位同事走访在京的一些老作家，那时我常常会想起，要是汪老还在世该多好，我又可以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聊天，听他富有感染力的教诲。”另一位女作家王安忆，在《汪老讲故事》一文中说到她和汪曾祺的一段交往，“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开会，汪曾祺注意到我的发言稿中有‘聒噪’二字，便问我的‘聒’从何得来。我说并没有什么地方，就这样很平常。他让我再想想，我想了想，说：‘是从《约翰·克里斯朵夫》里得来。’他便说：‘这就对了，《约翰·克里斯朵夫》是谁译的？是傅雷。傅雷是什么人啊？’傅雷是学贯中西的译家，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实。汪曾祺是极重用字的，如今这一派天真纯朴，实已经是经历了二次否定的皈依。其间的奥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铁凝、王安忆对汪曾祺的理解，是从一个晚辈的视角看到前辈的精华，同时更多地也是看到了一个小说家的情怀。

    徐强先生的《汪曾祺年谱》让我作序。我犹豫再三，不知如何下笔。前面说了那么多，无非是表明徐强的这个年谱有价值。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当代作家都有年谱，但价值如何呢？不好说。汪曾祺的年谱，价值是多方面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因为汪曾祺先生一生跨越了两个文学时代，他的写作发源于1940年代，这是现代文学重新认识发现现代性的时候，而汪曾祺的创作高峰是在进入1980年代后，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回到新文学的起点上。他跨越这样的时代，连接着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这样一些现代文学大家，同时又是现代作家进入新时期文学创作并成绩卓著第一人。很多现代作家进入到当代之后依然写作，但基本上属于续貂型的，甚至影响颠覆了早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而汪曾祺在当代几十年的写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写作，不仅超过了他自己早年的作品，也超过同时代人的作品，这种“逆生长”的原因何在？我们在《年谱》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至少《年谱》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对于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补缺，而对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更是一个提醒。

    汪曾祺有句名言，“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在阅读这本年谱时，我意外地想起汪老这句话。也许我是觉得，年谱又何尝不像语言一样，也是一种流水缓缓逝去的形象呢。一年一年过去，一生就像流水，而时间，是让静水流动起来的落差。作家的平凡肉身，如世间所有生命，根本无法摆脱或缓解时间巨大的推力。好在有文学，文学说到底，不过是一门对抗时间的艺术。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抵抗时间的落差，经久传世。这是全体人类的幸运。文学与时间，始终紧密相关。一位作家如何走过他的一生，也定然是后来的读者研究者在阅读与品鉴其作品时，无法忽略的问题。当然，还有空间——空间与时间构成一个人在世间活动的经纬刻度。汪曾祺的一生辗转多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历经江阴、昆明、上海、江西、北京、张家口多地。这些迁徙之地，也以各种方式印迹在他的作品里，是我们无法忽略的。而年谱，简单些说，或许是勾画出一种时间、空间的经纬度，这种刻度与作品一起，让作家的形象与研究三维起来、立体起来。

    年谱的编撰和研究，是一件非常枯燥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尤其像汪曾祺这样“不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从来不记日记，也不留资料，率性自由，不刻意为自己留下什么痕迹。年谱的编撰就是一个近乎“无中生有”的探轶和解疑。徐强的认真和执着，让我钦佩。他经年累月地在报刊的缝隙和史料的边缘处搜索，通过蛛丝马迹找当事人核证、采访汪曾祺的事迹，寻觅汪曾祺渐渐模糊、淹没的足迹，努力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汪曾祺，居然洋洋经营80万字之多，可赞可叹！我周围的朋友中，有一大帮“汪迷”和“汪粉”，他们对汪曾祺先生的热爱和寻觅，已经让我极为惊讶，而徐强的工作更为笨拙和愚憨，也是这种笨拙和愚憨让他的年谱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文献。当然，我也隐隐感到徐强在探轶和考寻的过程中，又时常产生某种愉悦和快意——发现的愉悦、解惑的快意。

    现在出版的虽是简本，但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汪曾祺在人世间弯弯曲曲的足迹。常有人讲，人生最好的事，是这世界上还有人记得你是如何度过一生的。这句“鸡汤体”的话，却也阴差阳错道出身为写作者的一生旨归，不为留名、不为逐利，只是留下一些篇章文字，以及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些美好回忆。雁渡寒潭，本就不是为在寒潭留影，但却是大雁飞翔的身姿与方向，为人间传递着季节更替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