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编辑部

    有些书是有故事的。不是指书里的故事，而是书外的故事；书外的故事有时比书里的故事更精彩，因而也更有讲头。《文坛杂忆》就是这样一部书。

    先说这部书的作者。《文坛杂忆》（全编六册）汇集了193位作者，200万字，1800篇作品。这些作者中，百岁老人有10位，九十以上高寿的有84位，平均年龄87岁。作者遍布全国及海外，以苏浙沪居多，应《文坛杂忆》约稿时，大多已是耄耋之年。

    他们是民国时代走过来的一批文化人。风华正茂的年岁，大多活跃在那时的文化圈里，或办报办刊，或写诗结社，构成了他们的生活主轴；即便有的在洋行银楼谋职，闲暇时亦舞文弄墨，成为多半个文化人。比如20世纪30年代，文字学家胡邦彦在天津中南银行任文书，现代作家章克标在时代图书公司任经理，古典文学专家周振甫在开明书店任校对，先后与叶圣陶、丰子恺、胡愈之、林语堂、邵洵美等当时的文化名人共过事。浸淫日久，耳濡目染，他们中的不少人也都成了学识广博、气息古雅的文化人。半个世纪后，他们相继进入了晚年。然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拥有满肚子的故事，年事已高，想要创作鸿篇巨制是不能了，但写一些忆往的文字还行，因为脑子和笔杆子还算好使。

    这193位作者，大多称不上那个年代的文坛名家，或因家学渊源，或因常年在文化圈里进出，熟知文坛趣事、艺苑雅轶，乃至政界乾坤、商海旧闻，常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常者固加详，异者不加略”，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聆听他们叙说，别有一番情趣。《文坛杂忆》所辑录的，就是这批文化老人或亲历或亲闻的笔记体散文，题材十分丰富。出版后，不少学者对《文坛杂忆》所蕴藉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很高评价。由于内容翔实，不少篇什能知人之所未知，道人之所未道，或能给史家做材料，为研究找旁证，保留了一批难得的史料初稿。

    再说这部书的编者。浙江平湖，距上海约100公里，濒临杭州湾有个乍浦镇，镇上南大街有家食品站，站里有个职工叫顾国华。他就是《文坛杂忆》的编者。20世纪80年代初，顾国华不到四十岁，爱读书，爱与文化老人闲聊，也爱写写文章。“他们在谈话时，我在一旁听着，心里很感慨。他们所谈及的过往旧人旧事，我都觉得有趣，但听过也就忘了，回来以后心想，如果能成为书面记录留存下来该多好！”感觉这些奇珍异闻被湮没掉非常可惜，于是突发奇想，萌生了编书的念头。这是顾国华最初的想法。

    一次，与顾国华同乡的古典文学家周振甫回了一趟老家。经友人介绍，顾国华结识了周振甫，在听说了这一想法后，周振甫非常赞赏，提了许多建议；同时，早先认识的上海高君藩、嘉兴许明农等文化老人也给了顾国华鼓励和支持。

    最初，顾国华以通信方式，邀请各地老人赐稿。“别人不认识你，凭什么信任你；不支付稿酬，也不是正规出版物。”从未谋面，素不相识，是顾国华遭遇的第一难处。于是，只有费尽周折托熟人、熟人托熟人，再做自我介绍，才慢慢熟悉起来。长途电话不方便，也不经济，“都是书信来往，但总算慢慢有了稿源。”

    “一个人的编辑部”正式开张于1983年。两年后第一卷问世了，辑录了25位在文学、书法、篆刻各有造诣的老人们的手稿。早期的《文坛杂忆》采用仿古线装，小楷抄写，复印成蜡纸、油墨刷印、手工装订（直到第十七卷，1996年才改为胶印）。第一卷作者中有一位85岁的徐润周先生，专精围棋史。稿件详述平湖张氏“五代围棋世家”的谱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徐润周却在赐稿后不久离世，连自己文章刊出都未能看到。他的离世，让顾国华痛感抢救史料的紧迫性。事情往往这样，刚开始也许是兴趣使然，一旦发觉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变成了一种责任、一份坚守。

    这份坚守，一守就是三十年，从年轻刚健到两鬓斑白。伴随这份坚守的，还有每年一度的经济拮据，即便每卷仅印200册，买纸张、买油墨、寄邮件的费用，几乎占到顾国华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一些曾探访过顾国华的媒体报道都说到了这样几个细节：走进乍浦食品站职工宿舍二楼，逼仄的二居室中，几乎没有一件新家什，窗户正对着一家小型商厦的锈蚀的防盗窗，令人压抑；书柜里，塞满了与学术大家交流的信札，包括钱锺书、杨绛、周振甫、施蛰存、郑逸梅、朱家溍、梅娘、王世襄、萧乾等文化名人的书信；最醒目的是客厅墙上悬挂文化老人周退密所赠的书法横轴：“弘扬无名有品、无位有尊、无钱有信的中国布衣精神”。“中国布衣”四字成了一些媒体给顾国华的赞誉。

    如今，为《文坛杂忆》写稿的老人已有过半撒手人寰。“听到他们陆续离世的消息，我在感慨的同时也深深遗憾。我所撷取的只是他们人生经历中极少的碎片，大部分故事就此绝迹于人世。”稿源渐渐枯竭，顾国华也步入了古稀之年。《文坛杂忆》终于停留在“第三十卷”这一看似圆满的数字上，“一个人的编辑部”也终于在2014年关张了。

    文化老人成就了《文坛杂忆》，《文坛杂忆》成就了顾国华。有媒体称赞《文坛杂忆》为当代“野获编”（明沈德符编有《万历野获编》三十卷，书名取“野之所获”之意），并比之于张伯驹60年代邀集故旧好友同作《春游琐谈》，其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年逾七旬后，顾国华曾对友人说起自己的心事：三十年来，与文化老人的近六千函信札，一直在探寻它们的归宿；也有多个老板想出高价挑一些名家信札收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资料，我认为这批信札的文化价值高于经济价值。”除了信札，还有近2000篇的作者原稿、三十卷的蝇头小楷誊写稿，以及不少老人专为《文坛杂忆》所作的字画作品。用不了多久，这批手稿就会成为价值不菲的藏品。只要找到合适的收藏者，“我都愿意放手”。

    被顾国华视为生命的这批手稿和信件，是一笔精神财富，现如今也是一笔物质财富。如何安置这笔财富，有价与无价之间如何取舍，摆在顾国华面前的，似乎又是一种新的坚守或拷问。

    《文坛杂忆》（全六册），顾国华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5月，2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