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为人率真,说话痛快,文章写得好,只要见到他的大作,我都会认真拜读。我和他结识很久,虽然痴长他十几岁,但说话都很随便,不用太考虑方式语气。这一次,我读了他写的文章《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载《中华读书报·家园》2015年7月1日),发现他对有些历史情况不知道,不熟悉,行文就不免走板,出现一些不该有的错误。兹不揣冒昧,径直提出。
韩文说到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学招生,说:“中国的大学招生,在对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政策上,曾有过几次反复。50年代中期某一年,凡出身不好的,一律不得上大学,结果是那一年,够资格的全录取了,还招不够,只好临时抽调在职干部进入大学学习。后来教育界有“调干生”之说,那个调字就是这么来的。”此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真实的情况为何?
早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考虑到高校招生生源不足,(这在后来是难以想象了!)同时为更好培养和提高干部水平,中央即决定动员、鼓励在职干部参加高考(没有年龄限制)。参考干部和应届生同样对待,既没有免试或优先录取一说,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加分”,完全据考分录取。不同的是,被录取的干部入学后据各自工作年限领取不同数额的助学金即“调干生助学金”。“调干生助学金”比他们在职时的工资低,但比普通学生助学金要高,这些学生也就被称作“调干生”。我就是1954年作为“调干生”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还需说明的是,特别是早期,“调干生”中有许多人出身并不好,包括出身“地、富、反”(那时还没有提“坏、右”),甚至按当时标准看其本人“思想觉悟”也不高,我同班的“调干生”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主,高中直升大学的同学颇看不顺眼。反右斗争中,他们有的人就被划成右派;而有些出身不好的应届生倒反而没有被划。由此看来,韩文说的“50年代中期某一年,凡出身不好的,一律不得上大学,结果是那一年,够资格的全录取了,还招不够,只好临时抽调在职干部进入大学学习。”与事实相差甚远。其实只要想想,如按韩文所说,全国多少高校,发现录取不够,要同时汇总报到主管部门,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临时抽调在职干部入学,且不说怎么抽调,要不要考试,怎么进行二次分配和录取——这一切怎么操作?岂不乱成一片!
中国大学招生,强调阶级出身,即对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让上大学,就我所知,是1958年的事。此前高校招生“政审”并不十分严格。这种情况一直到1958年,政策才突然收紧,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升学严加管控,基本上不让上大学。这应该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结果。1958年高校招生,不仅基本上是工农兵出身,且招生名额大增,显示了工农兵坐天下的气概。然而不过两年,弊端出现,到60年代初,随着各领域政策调整,高校招生政治条件也有所松动,又适当允许出身不好的学生报考大学,情况一直延续至文化大革命发生。这期间,我不知道是否有韩文中所说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控制在5%的比例,总之是有些成绩好政治表现也不错的学生也可以上大学了。韩石山是1965年上的大学,正其时也。而“调干生”作为一种政策从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没有因1958年大跃进招生工农兵大量涌入高校而终止,只是因生源渐多,“调干生”名额日渐减少。这也可从另一面印证“调干生”的出现和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条件,排斥出身不好的学生,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