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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要重印了。这本画册中收录的老照片是瑞士商人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在中国工作、游历期间的照片收藏，由于照片年代较早，颇有研究价值。
1868年10月，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八年的瑞士商人“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国了，他就是在中国从事丝绸生意的阿道夫·克莱尔。克莱尔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负责丝绸产品的检验和采购。他从南安普顿出发，经过58天航行，于1860年4月19日抵达上海，在中国期间他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克莱尔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出于工作的原因他经常前往中国南方的各丝绸产地。在中国的八年时间里他游览了很多地方，除了上海及周边，他于1865年4月去了汉口及长江沿岸；1867年去了宁波及其周边；1867-1868年去了中国南部的港口城市，以及苏州、无锡、湖州、海宁、杭州，还在这一年北上北京。在旅行的过程中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照片，到他回国时，除了积攒下来的可观财产、对中国的眷恋和多彩的经历，他还带回去两本精美的相册，这本画册中的91张照片即来源于此。
克莱尔自己并不拍摄照片，他的这些照片收藏几乎都来自当时知名的照相馆或摄影师，如福州的同兴照相馆、约翰·汤姆逊等等，那时的照相馆和摄影师都以出售风光照片为主要业务。其中一些北京的照片，由于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现存的一些空白，对于摄影史的研究来说另有一番重要的意义。
北京最早的照片从文献上可追溯到1850年代，但始终未见实物。早期摄影术在中国南方常见的传播途径在北京并不适用，照片的主要来源——旅行摄影师、开设的照相馆的外国人，或是掌握摄影术的传教士、商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都不能在京城活动，俄国的东正教传道团算是一个例外。目前有实物可考的最早的北京的照片拍摄于1860年9月，就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之前，由随东正教传道团来到北京的俄国外交官圣普瑞斯特（Count Georges-Charles-Alexis Guignardde Saint-Priest，1835-1898）拍摄，内容包括传道团成员的合影及驻地“北馆”周边中国百姓的肖像和风景。这组照片在时间上略早于随英法联军一起进入北京城进行拍摄的比托和杜宾。随着联军在1861年撤离北京，外国人开始进驻京城，主要是外交官、传教士和海关人员，这些居留北京的外国人在最初的十年中不足百人。在这十年里摄影术在北京落地了，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确定这一点；到1870年代，有关北京的照片就可以追溯到摄影师，也有了汇编的相册。从比托和杜宾离开时算起，摄影术在北京的传播一定有一个走向和脉络，而挖掘新的资料，厘清其中的关系，是摄影史研究中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
德贞作品的确定有助于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1863年，年仅26岁的伦敦会传教士，拥有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德贞（John Dud⁃geon, 1837-1901）被派往中国，第二年从烟台前往北京接替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开创的医学传教事业，继续开办施医院，同时担任英国和美国公使馆的医疗官。德贞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艾约瑟评价他“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几莫不知施医院有德大夫者”，当时的刑部尚书崇实提到他时说“英国德子固医师，不远数万里，来京师施医，十余年间活人无算，而绝不受一钱，仁人君子之用心在斯乎”。德贞求学在爱丁堡，那里长期是英国摄影技术的发展中心，热爱科学的德贞在上学期间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自己拍摄照片，还研究涉及的光学和化学技术，曾在当地媒体上发表过文章。他到中国后仍然保持着这份爱好，在他来到中国的最初几年，传教和行医的工作还未完全占据他所有时间的时候，他在北京拍摄了大量照片。不过德贞并没有像1870年代以后那些来到北京并长期居留的业余摄影师那样商业化自己的摄影行为，因此他的作品只有当年赠送朋友的一些照片存世。德贞也真正推动了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他在1873年刊印了介绍摄影术的入门教材《脱影奇观》，里面不仅介绍了拍照的原理，还给出了各种摄影药水的配方，即使是一个完全没有光学和化学知识的初学者，按图索骥也能拍摄和冲印出照片，这对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是极为重要的。
克莱尔收藏中的德贞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位非著名摄影师提供了宝贵的样本。这些照片不是那么讲究构图，也常被裁剪成特殊的尺寸，严格来说，他的照片并不漂亮，但是胜在“早”，为我们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十年里的北京图景。而这批收藏中北京照片的另一部分，很明显出自德贞以外的另一名摄影师，目前来说这是留给摄影史研究者们的一个疑问，假以时日，也许新发现的资料档案会帮助解开这个谜题。
阿道夫·克莱尔离开上海返回瑞士，在他1900年病逝之前都再没有来过中国，因此他带回瑞士的这两本相册里的中国照片，肯定都拍摄于1868年10月之前。这批照片是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中的一份标本，对于广泛的文史爱好者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影像资料。通过这些照片，读者可以站在150年前的鼓浪屿笔架山上，看着龙头路和鹿礁路一带仅有的联合礼拜堂这一栋西洋建筑；也可以站在北京清漪园（今颐和园）大报恩延寿寺（今排云殿所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后的大片遗迹前，目光所及之处是残损的塑像和遍地瓦砾，曾经的皇家御苑变成一片废墟。这些照片对于完善中国的影像历史有着十分难得的价值，那些将尘封的相册打开、将其中珍贵的内容带回中国并以精美的画册呈现给读者的人们的工作令人敬佩。李欣先生为这近百张照片的考证所付出的努力和过程的艰辛，我尤其能深深地体会。影像资料与现有的文史档案之间常常失去关联，而在书本之外，一方人对一方史地的了解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因此这些照片重现于世的意义，不仅仅是旧日风情的展示，也希望通过更多人的眼睛，来寻找传说、记忆与真实影像之间的联系，由此建立起一个更趋完整的过去中国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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